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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追索赔偿
——致日本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最近在报上看到《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的报导，提出“中国在1931-1945年间被日寇杀害人员家属要求向日本政府索赔问题”，对此，我们深表认同。我们感谢童增和陈健先生为发起“向日本政府要求受害赔偿”的活动所作的努力。我们认为，民间的有组织地向日本政府声讨侵华战争并追索受害赔偿，是极其正当并符合国际惯例的。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直接受害人家属，我们将积极支持并投入于这一爱国正义的活动中。
　　我父亲张魁恩，字远泽，是留日学生。归国后，任职于铁路局。他在四洮铁路局任工程处处长时，曾因抵制日本人提供的劣质铁轨而得罪了日本人。“九•一八”事变前，为开发兴安岭，他赴任洮索铁路局局长，我们举家迁往白城子。在“九•一八”当晚，四洮县县长刘鸣九得知日军侵华消息后便来到我家，请求我父亲商量乞求日军“保护”白城子事宜。对这种无耻的汉奸行径，我父亲不仅严词拒绝，并臭骂了刘鸣九一顿。但刘仍不死心，再三来到我家劝降。我父亲在极端愤怒的情况下，将刘痛打了一顿，因此，刘对我父亲便怀恨在心，二人结下了不解之仇。
　　随着时局日趋紧张，有人劝我父亲停止施工，尽快遣散员工。但我父亲认为，虽暂时不能施工，也不能轻易放弃工作逃走。后因发生财务科长携款潜逃事件，工程终于陷入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父亲才派人将我们母女们送往北平，而他仍与员工一道留守白城子。当时日军在白城子一带活动十分频繁，而抗日的活动也很活跃。也就在这个时期，我父亲与抗日将领马占山取得了联系，经常给马占山提供日军在白城子一带活动的情报。
　　就因我父亲忠于职守，协助抗日，而被汉奸刘鸣九出卖，说我父亲是“义勇军”，“家中藏有枪支”……等，而被日军抓走。被捕时，我父亲明知凶多吉少，但毫无惧色，从容离家。日本人认为我父亲是一个有用人才，便开始诱降，叫我父亲当四洮、洮索、洮昂、齐克等四条铁路局局长，都被我父亲严词拒绝。软的不行，又以酷刑逼降，我父亲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软硬兼施都奈何不得我父亲时，只好暂时关押等候鬼子上司处理。关押期间，我父亲曾乘日军不备以撞暖器自尽，日军发现后，气急败坏的把我父亲捆在床上。我父亲便不吃不喝，以绝食抗争。日本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叫我父亲回路局“交待”工作。三天后，又将我父亲解往洮南大汉奸张海鹏处，由张出面劝降，然后均遭到我父亲义正言辞地拒绝。最后大汉奸张海鹏恼羞成怒，伙同日军，竟惨绝人寰地将我父亲活埋了！父亲惨遭杀害时年仅36岁。据我父亲好友说，“远泽不认贼作父，壮烈牺牲！连知情的日本朋友都为之不平，伸出拇指表示敬佩”。
　　我父亲惨遭杀害后，我们兄妹五人随母亲逃难，寄住在父亲的好友王仲实家中。我父好友，也是留日学生，回国后在四洮铁路局任材料处处长，也因材料问题得罪了日本人。很多日本人都恨他。当时他在白城子，是兴安同垦公署负责人，王伯父将路局员工遣散后就住在我们家，为了抗日与我父亲留守未走。当得知日军要抓他俩时，父亲叫伯父先化装逃走，并嘱托，“如我遇难，希望能收养我的子女……”。在我父亲好友离走的第二天，我父亲就遇难了。不久，噩耗传来，欲断肝肠，母亲望着生病的大哥，抱着仅八个月的小弟，小妹又传上猩红热，母亲哭天喊地，痛不欲生，整日以泪洗面，泣不成声！这种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病困交加的悲惨日子，难道能忘记吗？这笔血债能不向日寇讨还吗？
　　八年抗战期间，我们全家随父好友流落到南方。伯父是八口之家，又拖着我们六口，虽在铁路任职，可要养活十四口人，还要竭力供我们兄妹上学，其困境是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出来的。直至解放，政府已为我们严惩了汉奸走狗张海鹏、刘鸣九；但日本军国主义所欠下的笔笔血债，却无法讨还！
　　斗转星移，已六十三年。现在老人皆已过世，姐妹四人得以幸存，能有机会向日本国政府讨还公道，向日寇讨还血债，为父昭雪，这是被害者家属的神圣权力！
　　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中国人民的神圣权益，为了人类的和平，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我们千千万万的被害者家属，要向日本国政府讨还历史沉冤和人类的公道。日本国政府要谢罪！日本国政府要赔偿！

受害者家属
长女　张帼英
次女　张延琦
三女　张延瑜
次子　张嗣泽

　　［注］北京《益世日报》曾登载国张魁恩壮烈牺牲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