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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同志）：好久没给您写信了！您好！
敬爱的童增同志：
　　前些天张守轩同志把他先父张告国和同他先父一起被抓劳工的赵殿武受害赔偿申请书交来。他说他爱人要到北京公出，如果到北京公出就把这份书面材料，直接给您送去。当时言明如果不到北京公出，再把书面材料给您送去，最近等待张守轩同志的回信，一直没来。
　　张守轩：铁西区高峰北街26号二单元四楼　电话5873084
　　他爱人　张翠杰：铁西区兴工二校　电话5873292
　　另外上回信已经提到在哈尔滨监狱一同入狱的大连海运学院的夏方步虽已不在人间，但他的长子夏宗纲来信，他是1960［届］东北工学院毕业的，现在大连铁道学院材料工程系，锻压教研室，［副］教授，校址：大连市黄河路794号，电话404323，邮编116022。他母亲还健在，有弟兄8人，他愿代替家属子女，申请受害者赔偿。
　　我现在写信帮助他们写申请材料，等材料写好后好给您寄去。
　　他们也表示感谢童增同志等伸张正义，为我们这些日本帝国主义受害者申请赔款，因为将近半个世纪的苦难和仇恨，敢于公开向日本要求受害损失，并要求给予赔偿。这是受害者及其家属子女的夙愿。
　　这些天胡广文同志到我家来过，我也到他家去过，郝曼华老师家我也去过两次。我现在搜集一些资料：有个日本民间团体叫“查清日本战后责任之会”，还有“日本社会党战后补偿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叫土井多贺子”，还有一个日本什么是一个团体，她准备给这些地方写信，但不知人家能否回信。另外到王群力去一次，他很忙，简单谈一下情况，简单交换一下意见，以后我又去他家一次，家里锁着门。未遇
　　现在沈阳市由于修自来水管道，控路，很多交通路线被中断，交通很不方便，所以一共没到多家去。同时您们的指示，不要以组织名义出现，我也和他们讲了！
　　那次和王群力的简短谈话和交换意见，果不出我所料。我问他你对我的历史问题是否有什么顾虑？他承认辽大历史系教授李若季，对他讲了关于抗日时期组织情况，我说李若季教授和我讲过抗日时期的组织问题。我说我和李若季讲过日本人把这三个系统都按“侦星工作1230事件”处理的。因为当时他们这些领导层都互有往来，因为东北沦陷最早，参加抗日是东北当时最迫切的，因为我们这些人深受日本帝国之害，现在是向日本索赔，不是查清历史。王群力和李若季都表示这和索赔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与索赔无关。
　　我和王群力讲当时是抗日，即或说国民党关系当时是国共合作，大敌当前。同时我和李若季谈时，他表示不参加我们索赔，我们当前是要求索赔，至于他谈那个什么组织什么系统，与索赔无关，我们也不感兴趣。再说李若季谈了他们那个系统原来是一个共产党叛徒受日本特务指使成立所谓共产党组织，结果借开会之名，把组织成员一网打尽。这就是1943年12月30日的1230事件的由来。由于这个原因牺牲的同志都能称叛徒吗？再说日本人是以伪满《违反治安维护法》第一条以推翻满洲国为目的，（反对日本统治）所谓反满抗日而杀头的杀头，坐牢的坐牢，他不参加我们索赔，也就是说不帮助我们索赔，而又以当年抗日组织领导者自居。
　　李若季向王群力介绍了我那直接领导者刘世恒一些坏话，王群力说有些话不能当我讲。李若季在我们那次事件中他跑了，日本人没抓着，如果被［捕］会是什么样，很难说，因为历史的发展不能去揣测。李若季、王群力都谈到当时我们领导者刘世恒的关系。
　　我和刘世恒的关系是这样的，我们都是辽宁省辽阳人，当我去辽宁省辽阳第一县立中学读书时（另名叫税课司），当时我虽然没和刘世恒接触过，但听同学介绍过。当时一中校长叫魏振伦，他的大儿子叫魏勋奇和刘世恒最要好。刘世恒家境贫寒，学习成绩最好，念不起书，认校长魏振伦为义父，由魏校长［供］他读书，他是辽阳县立高中师范学校（俗称东师范）高九班毕业的，名列榜首（第一名）毕业后曾在一中附小当教员。当时我是一中初中二年级学生，对他有很好印象。后来由魏校长资助考取日本官费留学，考取日本东京帝大，录取非常严格，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学府。后来我入了辽阳高中师范学校师十二班，毕业后到黑龙江省巴境县实验校当教员，后由伪浜江省考取入伪长春中央师道训练所。这时辽阳市教员于尔金也参加了伪中央师道训练所，他是高九班，与刘世恒同志也是优等生。经他介绍正式认识了刘世恒，1989年9月到日本教育视察，在东京小石川区御殿携アパート（公寓）参加了抗日大联会。
　　宗旨：“不分民族党派，不分男女老幼一致抗日为原则。宣传抗日，组织方法？
　　要有纵的联系，不要横的互识。
　　当时我们这些热血爱国青年参加了这个“抗日大联会”（当时我们这些人大部分为伪满高、中级知识份子都有较好的工作。）
　　1940年（或1941年）刘世恒由东京帝大毕业派到哈尔滨伪黑龙江省开拓厅（高等官），我到哈尔滨见到刘世恒汇报工作情况。同时我向刘世恒建议，必须和抗联合作。刘世恒同意我的看法，巴彦县武斌一（原北京民国大学）相联系，他让我给翻译毛主席著《论持久战》（日文）。1943年巴（彦）木（兰）东（兴）事件中牺牲在伪［警］察署。同时还有教育委员长蒋基全，中学教员李走槐。另外国高校长孔庆尧（曾与赵尚志组建巴彦游击队，牺牲在哈尔滨秘密监狱），这些都是我的同事。
　　刘世恒对同志非常热情，无论在日本还是回到东北做了大量的抗日工作，直到41年末被［捕］。
　　辽大历史教授李若季，原是抗日组织的，日本人没抓着，跑到国民党重庆，说是做共产党地下工作。我们被捕后的情况，他根本不知道。关于我们这些情况，他都是从有个叫王洪文的人那里听来的。
　　我和刘世恒的关系以及当时抗日组织的情况，就是以上这些。
　　关于“抗日大联会”的情况，是以后在加入中共听到的：
　　“抗日大联会”是由留日学生组织的，发起人是五个人，有共产党人（2或3人），国民党（二或三人），罗大愚是其中的一个。纲领：不分民族党派，不分男女老幼，以抗日为原则。（后来从资料了解到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所以认为是统一战线组织。）
　　后来罗大愚回到东北后开展组织，叫“东北现地抗战机构”（后来从资料上看到当年戴高乐将军在北非领导法兰西抗战政府叫“现地抗战机构”，罗大愚是否源于此？
　　李若季教授认为“抗日大联会”就是由罗大愚组织的，这不符合事实。因为日本投降后才了解到罗大愚是国民党的党阀和政客，他比蒋介石还蒋介石，因为“抗日大联会”这一名词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因为国民党蒋介石从来忌讳抗日，他曾言“敢言抗日者杀无赦”，他更忌讳“联会”，因为他从来主张叫“密俄”“密共”，同时国民党或罗大愚决不能提出那样纲领，他们绝不主张“一致抗日”而是“限共”“刹共”“灭共”。
　　所以罗大愚回东北后不叫“抗日大联会”，而叫“东北现地抗战”。国民党和罗大愚不敢叫“抗日”而叫“抗战”。
　　在刘世恒被［捕］的同时，罗大愚的左膀右臂王洪文也被［捕］了，（在长春还是在沈阳）原判死刑后改判无期，至于为什么不详？
　　由这我倒想起上回我给您提到，我们在哈尔滨监狱一起的周维斌，他原是哈尔滨文采警官高校，后任哈尔滨道外［警］察署长，后到苏联去，从苏联回来，被日本逮［捕］，原判死刑，后出卖党小组，改判无期。日寇无条件投降后，由于日人浅野先生的营救，脱险出狱。1946年五一劳动节解放军入城，周维斌出任哈尔滨市第一人公安局长，1965年肃反运动中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周维斌系血债累累的历史反革命”，当时是民政部民政局长。
　　当时王洪文由死刑改判无期，为什么刘世恒没能由死刑改判无期。原因不详，但有一点肯定：日本人认为刘世恒对他们在东北统治危害大，所以才被日本人绞死在哈尔滨道旅分监。
　　这次罗大愚没有被［捕］，但在1945年5月23日（所谓5.23事件）罗大愚被［捕］了，而且公开对被［捕］的同志说：“你们有什么都可以对日本人说，由我负责人负责。”后来传到我们那里作为笑谈：“由负责人负责”。
　　其实罗大愚能负什么责任呢？后来日本无条件投降转去林纲转送中，被伪满军校学生救出，免于一死。
　　现在李若季教授认为：无论刘世恒也好，罗大愚也好，在日伪统治时期，在学生中知识分子中宣传抗日，组织抗日，这是无可非议的。主要说1230事件后，说是罗大愚保存了实力，但不知他知道不知道，罗大愚、于尔巧被［捕］后，竟公开号召被［捕］人员，向鬼子讲出一切，由“负责人负责”，这是一种什么行为？他比刘世恒有过之无不及。
　　特别是抗战胜利后，罗大愚组织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国民党）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自诩是蒋介石东北的化身，比蒋介石还蒋介石。蒋介石有所谓“总裁言行”，罗大愚以王洪文和5.23事件为骨干，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他们把1230哈尔滨出狱的人当做异己，当作对立者，只存在一两个从1230哈尔滨出狱的人须联名脱退罗大愚领导的国民党组织。王洪文等人起到助纣为虐，推波助澜的作用。（罗大愚和王洪文等人，在东北党专内要讲罗大愚言行）
　　王洪文在长春4.14防守战中，被俘后被释放。据说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可见进步很快。但对抗战胜利后反动透顶罗大愚，还这样吹捧备至，作为共产党的王洪文，应该深刻反省他们和罗大愚所领导党专期间的反动罪行。而李若季教授又把王洪文所讲的一切，视若神明，加以宣扬。罗大愚、王洪文在党专统治期间，无所不用其极，和蒋介石独裁统治，毫无二致。我和唐全民就因为主张国共合作，对他们独裁统治，有所批评，5.23时间中的军统特务要暗杀我们，幸老天有眼，险做他们枪下之鬼。
　　哈尔滨党专员是何正卓，他原是共产党员，这我们知道。据李若季讲他始终是共产党员。不过他没有把我们这些人，向左转，而是他自己也跑到国统区当了立法委员。说解放后派到台湾去工作。这些我们就不了解了！何正卓人是好人，比较正直，但优柔寡断。
　　罗大愚后来跑到台湾，据说现在在日本。如果现在回到大陆，还称为国华侨，这是党的政策所有。
　　李若季教授1230事件那次他跑了，跑到了国民党后方重庆。据说是做共产党地下工作。日本投降后回到东北，建国后据说一直在审查地方史。据辽大一位教授说：他爱给领导提意见。那位教授说：从我到辽大，他就靠边站，一直到打倒四人帮才得到正确处理。
　　我接触李若季教授不多，但给人感觉傲慢，目空一切，盛气凌人。我给他看过“向日本讨公道”的文章，他以不了解我们这些人，不帮助我们索赔。
　　本来我们索赔，只向日本国索赔，不牵涉其他方面。只限于日本投降前的抗日问题。日本帝国主义所给我们造成的苦难深渊，它甚至影响我们一生。这笔账只能和日本帝国主义清算，将近半个世纪来，一直考虑这个问题，投诉无门。所幸垂暮之年，敬爱的童增同志，排除众议，毅然高举正义大旗，向日本国索赔。所以才跟童增同志一同索赔。日本投降前是抗日问题，是索赔问题，日本投降后属于个人的遭［遇］问题。特别是解放后，除了组织对个人历史审查外，很少谈到个人问题。不顾谈个人人生旅途中的风风雨雨，虽然不能说是历史清白，做到历史清楚。
　　李若季教授对日索赔不感兴趣，却热［衷］于抗日组织问题，还把王群力拉进去，所以才必须和童增同志讲清这个问题。本来这些人解放后都是有争议的人物，李若季，王洪文，王群力却拼命鼓吹，宣扬罗大愚如何如何？罗大愚被［捕］后，比刘世恒向日本讲的还多。在抗战胜利后，罗大愚、王洪文掠了反动透顶的国民党，把刘世恒和哈尔滨1230事件的人，按异己分子对待，排挤和暗杀。
　　李若季要我代表哈尔滨1230事件的人，我说我代表不了。因为人都找不到，怎么代表，国家要求要个人索赔，不过我写材料时，这些人都写上了，如果这能够代表，也只能这样代表。找不到他们家属子女无法帮助。
　　李若季、王洪文、王群力等人在我们对日索赔之际，不那么热心，而热［衷］于鼓吹反动透顶的罗大愚、王洪文之流呢？不惜把被日本人杀害的刘世恒拖出来进行鞭尸呢？因为哈尔滨1230事件入狱的大部分是刘世恒所领导的。虽然对刘世恒有些微言，但刘世恒为人正直，工作人情，抗战胜利后看透了罗大愚、王洪文等人的嘴脸，联名脱退了罗大愚的国民党组织，想不到参加共产党的王洪文还把这些人当做排挤对象，王洪文有时间去应好好批判批判你们中每反动历史吧！
　　所以李若季、王洪文、王群力等借着写历史的幌子，醉翁之意不再酒，在于山水之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就他们这些人的思想水平，能够“甘洒热血写告状”吗？
　　李若季、王洪文和我们这些人都是在党的三中全会后才得到正确对待，现在党的政策最大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特别是对历史问题，要实事求是，要正确对待。
　　有些人宁左勿右的思想还相当严重，认为左了是错误问题，右了是立场问题。［像］李若季、王洪文这些人当年就受这些影响，但一旦恢复后，又走回老路，错误对待别人。
　　所以党中央提出今后，再有制造冤假错案，制造冤假错案的当事人也要追究法律责任。这是非常英明的举措。
　　鉴于历次运动，积多年之经验，总有那么一些变色龙，善于找到保护色，对了他居功自傲，错了一抵六二五，不负任何责任。总是既得利益者，坐山观虎斗，［鹬］蚌相争尽收渔人之利，最倒霉的还是受害者。
　　过去我们认为王群力经常有外出机会，到北京和您接触。能够得到一些消息或指示，以便为我们这些人工作参考，王群力一贯表示他是办个人一点私事。因为在我们接触中没有像童增同志那样一身正义、正义凛然，所以才挖出一些不信任案。指示不要以组织名义，当然不存在这些问题。这些都是个人行动，正如红灯记中鬼子鸠山说的那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既然都是个人，所以也就不便多求。遵照指示个人之间的接触，我分别找过胡文广同志，两次找王群力（一次锁门，一次简短交谈）两次找过郝曼华同志，找过周虹，没有聚会场所。个别访谈，又不能以集体名义对外工作，个人之见也谈不出什么办法来。
　　写信当中您介绍说那位张守轩同志来了，他爱人张翠杰到北京去（十，一），有时间他许能到您那里去。材料已写好，据说已给您寄去，日本大使馆，沈阳总领事馆的通信地址已告诉他们，让他们寄信去，和他们父亲一起去劳工的赵殿武也写来材料，说是年岁大，不能亲自来，如果将来给钱，也由他们代领，我先给他们登记，将来怎么，您们再研究。他们只打来村委会的证明，看将来怎么办？
　　若于大连夏方步（已病故）由他长子夏宗纲（大连铁道学院［副］教授）代他父亲申请索赔，他母亲还健在。他们共有八个兄弟姐妹，将来要他们母亲，兄弟姐妹及有关人员写签名书，将来给您寄去。
　　关于王洪文参加共产党不足为奇。王际青于九三胜利后参加何正卓领导哈尔滨，后脱退于苏军撤退时，参加佳木斯的东北大学工作，参加共产党，后来为沈阳有色金属矿山机械厂的［副］厂长。文化大革命中被折磨的遍体鳞伤，体无完肤，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含冤死去。所以要他们参加对日索赔时，心有余悸，不愿参加，当然不能勉强。李若季、王群力认为王洪文是共产党员，就千真万确。他们都认为这与索赔无关，我们也这样认为。不论什么时候对他们的错误观点都要予以抵制。
　　我们既然认识童增同志唯一可以信赖的人，我们就要和童增同志一道对日索赔到底。因为李若季、王洪文、王群力他们提到这方面问题，所以要把这一切都和童增同志讲清楚。免得日后他们闲言碎语，说三道四。
　　我们遵守四项基本原则，拥护改革开放，参加对日要求索赔。
　　现在辽宁成立东北抗联史，东北抗日战争史，主任为沈显惠，这与李若季、王洪文、王群力是什么关系，与对日索赔是什么关系都不清楚。
　　现在不能以组织名义对外活动，个人之间也没有什么活动，也只能等大气象的变化，有时有热带风暴，雷雨大作，只有阴转晴，才能去争取最后胜利！
　　对大气象的认识是这样的：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大国，经常制造麻烦：早在去年，美法等国向台湾出卖战略性武器，今年美国又在人权问题上，贸易等问题，提出种种非议和限制。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纠缠不放。特别申办2000年奥运上，美国，英国都提出不同意，2000年北京申报奥运会，中国是胜不骄败不馁，继续奋斗，但在表决结果上，在第三次投票一直领先，只有最后一次以两票之差，负于悉尼。能争取这样结果也得之不易，由于种种原因不无惋惜。（值此中美两国提出台湾问题，联大否决不予讨论）
　　不难看出有些国家借机会给中国制造麻烦，强权政治，霸权主义。
　　因为我们要对日索赔，日本政局使我们十分关心：
　　宫泽内阁总辞职前，也公开表示承认二次战争是侵略战争，日本要深刻反省。细川护熙组阁是七党一派联盟，细川首相首先不参加靖国神社参拜。因为靖国神社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的甲级战犯。但阁仃中新生党，土藏相，农水相，通乡相，防卫厅长官，都参拜了靖国神社。新生党首、［副］首相兼外相羽田考，在8.14日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些重要部门的阁仃，参加了参拜说明他们还迷恋着军国主义。只有社会党提出让细川向国会提出二战是侵略战争，对受害者谢罪，对受害者予以战争赔偿。但在细川施政报告中：承认二战是侵略战争，对受害者公开谢罪，但没提到战后补偿问题。英国老兵提出，光是谢罪还不够，应该给予经济补偿，这点很符合我们对日索赔精神。
　　细川内阁要在他执政期间：解决二战期间解决遗留问题，这一点对我们索赔问题是有利的。
　　不过日本经济进入90年代后，一蹶不振，去年仅增长0.8%，今年大有出现［负］增长的趋势，这一点对我们很不利。
　　您那里不知同日本民间团体“查清日本战后责任之会”“日本社会党战后补偿对策特别委员长土井多贺子”有没有联系。
　　去年北京高级知识分子向“两会”提案：要政府成立机构，配合民间索赔，在报纸上看不到公开讨论这类问题的报告。不知国家将如何解决。
　　根据我们和日本沈阳总领事接触中，他提到即或日本政府给予补偿，也不能直接对老百姓。民政部门也说，国与国之间有个对等关系。就是说日本国政府只能对中国政府，不能对民间团体和老百姓，国家不出头很难对日索赔。
　　现在在地方进行索赔就有些困难。个人之间进行串联，都提不出更好的办法，没有集合地点，很难进行讨论和统一共认。又不能以集体组织名义出现。没有被承认的民间团体，各机关团体，上级没有命令，都不能批准和接待。
　　最近国家公布了“台湾问题历史书”，“1982年邓小平同志谈对受害问题基本之词”，我觉得这些公告公布的及时，发布的有份量，这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对美英国家有力的回击。其中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国家不是满清政府”，“不是李鸿章”这很重要。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个巨人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共和国—挺起胸膛的中国官员。霸权主义就是这样，你软他硬，你硬他也要适当考虑。
　　希望中国所有官员都能有这种立场，那么一切问题（包括索赔问题）就容易解决得多了！
　　正在写这封信期间，郝曼华老师给我写来条子，要我到99中去一趟：
　　郝老师说：沈阳市民政局那位同志找他谈了（用电话），主要关于成立民间组织问题（索赔）。因为这涉及到外交经济诸多方面，再说中国事情那么好办吗？同时民政局说也和胡广文同志谈了，郝老师走访胡广文同志，老胡是说我找过他，同时民政局同志说：即或从日本要来钱也不能给个人，所以老胡表示他不参加索赔活动。（我最近没去找老胡）
　　在这期间市民政局的找（省文化学校，省技术职工大学段查接代我）校长给我们来话：说是：我到市民政局去谈过一小时，态度好，讲道理，没有胡搅蛮缠，也说牵涉到外交经济，也说中国事情那么好办哪，随大流牵什么头。
　　初根六郝老师想去找王群力，他父亲参加了8月4日的座谈会，看看有什么结果没有？（我去王群力那里两次，第一次简单谈谈工作情况，简单交换一下历史情况，第二次他家锁门未遇，以后由于交通不便，未出门）
　　郝老师表示当年父亲被抓劳工一去不返，家破人亡，时至今日，房子和生活都得不到很好解决，仅能维持温饱，所以表示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也阻挡不了我索赔的决心。如果日本给钱，她也坚决要她应得的那一份。
　　郝老师问我，我说我和你一样：我活一天就索赔一天。我还有子女，去争取最后的胜利。一旦日本给钱，我也要我应得的那一份。
　　因为当年受日本帝国的残害，九死一生，今生幸存，身逢盛世，在童增同志带领下，能公开向日本索赔，如果还能得到经济补偿那更是三生有幸，所以在我有生之年以及家族子女坚决跟随童增同志一道，坚决向日本索赔，去争取最后胜利。（不仅当年受日本之残害，几乎遗患众生，所以索赔才如此坚决）
　　所以郝老师说：你老好好活着。
　　本来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8.15日本无条件投降，凡是受日本帝国主义之害的受害者就够索赔条件。
　　但是有些人总想联系时代背景：
　　东北地区情况特殊，大部分国土都被日本鲸吞，操纵经济命脉。又被奉系军阀关外王张作霖所统治，共产党、国民党都是非法的。张作霖被日帝炸死后，张学良子承父业，与蒋介石合作，东北易帜。这样东北才准讲授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当时只知道蒋介石是北伐总司令。1931年9.18事变由于国民党不抵抗，东北大好河山带送日帝，从此共产党、国民党又都是非法的。连中国字样都不许有。当时能知道右视国，中国又能参加抗日，这就很不容易。我们就在这样环境参加了抗日，这就是时代背景。
　　1940年在黑龙江省巴彦县接触共产党地下党人员武斌，我认为在北满抗日必须和东北抗联合作。刘世恒同意我这种看法。做为地下党员武斌，能让我给他翻译毛主席论持久战（日文版）。当时我会日本话，经常接触日本人，这是多大的信任呀！说明当时，刘世恒和我们都是真心实意参加抗日。
　　1969年我下放黑龙江巴彦县，我过去那些教员同志，当时巴彦县图书馆长陈王香，和教员刘葆中都对我说：伪满时期我们就很佩服你，你虽会日本话，经常接触日本人，但你的态度没有卑躬屈膝，媚谄日本人的态度。这说明我在抗日时期没有做对不起抗日的工作。
　　所以在这封信里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李若季、王洪文、王群力等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鞭挞刘世恒，去颂扬罗大愚。刘世恒和罗大愚都是在做抗日工作中先后被日本宪兵队所逮。对抗日组织都有一定程度的暴露，而且罗大愚有甚于刘世恒。他们都是被日本宪兵队所逮［捕］，不是投降叛变，甘当汉奸，刘世恒又没被日本所利用而杀害了！共产党的政策对那些对敌叛变，甘当汉奸的人是要坚决镇压的。而对那些被［捕］被俘虏另当别论。刘世恒、罗大愚在当年都是有缺点，有错误。人无完人，金无赤足，共产党人功与过都是分开的，二八开三七开四六开五五开。
　　刘世恒没等活到日本投降就被杀害了，而罗大愚、王洪文侥幸活下来了。日本投降，罗大愚和王洪文领导反动透顶的国民党，实行了蒋介石残酷政策。
　　罗大愚大张解放，当时跑到台湾，逃避了惩罚和批判，王洪文县长4.14被俘，受到共产党教育。
　　解放后由于进步参加了共产党，这本来是件好事，但不能由于参加了共产党，他和罗大愚领导最黑暗统治的国民党就不存在了！
　　为什么李若季、王洪文、王群力这样无情的鞭挞刘世恒，而对王洪文、罗大愚推崇备至呢，如此厚此薄彼呢，很明显，抬高自己打击别人，这种态度去写历史极不公正的。
　　我们这些人都是党的实事求是精神解救出来的，反过来又这样对待死难的同志公平吗？特别对日本杀害的同志，不觉得残忍吗？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表示他们是最最革命的。
　　历史上那些自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王明、张国焘，以及后来的林彪、江青以及四人帮不是革命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吗？所以历史自诩为最最革命的，到头来都是适得其反。
　　日本投降后，都属于自己历史问题。解放后关于我历史问题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所以与对日索赔无关。在其间虽受过错误处理，党都给纠正了，解决的虽不尽人意，但须识大体顾大局，正确对待这些问题。
　　这些历史问题本与索赔无关。但有人提出这方面问题，对日索赔是正义的，大公无私的，我们应该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实事求是的加以说明，做到无愧无悔。
　　只有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冤假错案得到彻底平反，在党的实事求是精神下才使我们安居乐业，退下以后安度晚年。
　　现在我和老伴两人单独过，每月靠三百来之的退休费维持温饱。
　　对哈尔滨出狱的同志能找得到的又愿意申请索赔的，我极力帮他们办理。像夏方步的长子夏宗纲（大连铁道学院［副］教授）我正帮他们办理，材料写好后给您寄去。
　　其他受害的及死难同胞的家属子女，父老兄弟姐妹需要我帮助办理的，我将竭尽全力去帮助，去跑腿，如果在有生之年能得日本国的补偿，将会大大改善我们的晚年生活。祝愿我们争取最后的成功。
　　我们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您那里北京，天子脚下，您们又见多识广，特别是大气度，以及一切动态，特别是索赔方面。希望得到帮助，特别希望指出今后的发展方向，郝曼华也是这个意思，也想同你联系。
　　祝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申请索赔同一战线的战友
罗平凡敬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