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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研究员：
　　您好！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四川省老龄委员会主办的晚霞报第二版刊登一则消息称：“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谈中国对日民间索赔问题”。从文章中得知您已于去年春天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递交了要求民间对日索赔的意见书。由于我的消息闭塞，不知你写的这一得人心的意见书，我去年七月六日看到成都晚报第一版转载一则消息称“日本发现二战期间强制中国劳工来日的内部文件——据新华社东京七月四日电——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律师新美隆最近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发现数千份内部秘密文件，这些文件记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和建设公司强制中国劳工来日劳动的情况。报道说，其中的许多文件记述了强行征用中国劳工的事实，这一史料推翻迄今日本政府关于中国劳工「不是强行征用，而是合同劳动」的说法。据报道，上述文件战后被美军带回美国，后又交还给日本，现制成缩微胶卷，保存在日本国会图书馆。”
　　这一篇报道的内容，勾起了我的一段痛苦回忆，因我正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当即提笔向国务院总理和四川省省长写了一份报告，要求我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向日本政府追索我们的劳务报酬和人身损害赔偿。后考虑到我国政府放弃了日本侵华的战争赔款，可能不予解决，因此报告就搁下来了没有发出。
　　今天又看到晚霞报登载的消息，又鼓起了我的勇气，特向您写这一份信。
　　具体情况如下：
　　我是铁道部第二工程局的离休干部，一九四三年，我在太行抗大学习，由于日本鬼子对华北，太行等抗日根据地实行大扫荡。中央决定将学校搬迁延安，在搬迁途中，途径山西省和顺县羊二庄太行二分区，此时，日本鬼子突然袭击羊二庄，我就在这次扫荡中被日本鬼子抓去，先是五花大绑关在山西省榆次监狱，后又到阳泉监狱，后又转押送到太原集中营，之后把集中营的人押送到太原火车站强行上了闷罐车厢拉到河北省塘沽海岸口，深夜时又将这些人押送上了日本货轮船舱，日本鬼子强令所有的劳工把衣裤脱光，裸体乘船到的日本，在塘沽时，每人发一套粗兰布衣服，当时我们不知到［哪］里去，下船时才知道到了日本下关门司海岸口。下船时，日本人把所有劳工都消了毒，穿上他们发的衣服，然后又将劳工押上火车，经过神户，东京，大阪等地转小火车直达山窑村（大意）深山老林一个发电站附近挖隧道，据朝鲜工头说：在隧道内安装管子把北海道的水引到电厂发电，我们这个点的劳工有三百多人，日本人把我们关到一起，周围安有电网，并有日本警察日夜监视，每天上工由朝鲜人当工头代班，生活上吃的东北大豆和糠窝窝头，吃不饱，也不发工资和劳保衣服，在塘沽港上船时发的一套粗兰布衣服都已烂了，劳工们为了避寒就偷偷地把水泥袋纸柔软后绑在身上，有的劳工被日本和朝鲜工头发现柔水泥袋纸，还拉出去毒打。在这里当劳动的有共产党的，有国民党的，还有阎锡山的和老百姓，这真是人间地狱。
　　一九四五年我国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后，我们这些劳工闹到要回国，听说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到了东京，一九四六年日本政府才派船将中国人送回了青岛交给了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又要我们去当兵，又关了一个多月，我们都不愿意，就以八年了，抗战胜利了，我们要解甲归田为由，听到要回家，我当时改名为张南，河南人，实际我是四川人。国民党无法，只好把大家放了，我和解放区的同志通过封锁线一起回到了邯郸华北大军区，经大军区审查结论，没有投敌叛变，组织又分配回三纵队九振郑国国仲部队工作。
　　四十六年过去了，我在日本被奴役了整整三年，在日本期间，过着非人的生活，可我们付出的劳动，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如果我们不为我们的合法权益抗争，那句意味着我们中国人心甘情愿收奴役，受压迫。
　　童增研究员：虽然您的意见书我不知详细内容，但您递交的是要求民间对日索赔，我是完全赞成的，我国政府，法律机关，应该支持民间对日索赔。我初步提出三点，不知符不符合您意见书的精神。
　　第一：向日本政府和建设公司追索强制中国劳工去日劳动三年的劳务费；
　　第二：追索劳务费的时间从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年日本投降后才把中国劳工放回国时为止，应［付］的劳务费及利息；
　　第三：我们都是被五花大绑，脱去衣裤强行押送去日本服劳役的，我们吃不饱，穿不暖，起诉讼或直接向日本政府去信，也就是民间索赔。请您在百忙中能回我一信。
　　附成都晚报及晚霞报公两份

成都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张天惠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