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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同志：
你好！
现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行动”一文寄去。此文能否争取在其它报刊上转登，以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受害者参加“行动”。同时，对索赔材料的写法和投诉办法加以说明。对日索赔是一个伟大的正义行动，我不但支持，而且要亲身参加这一行动的工作，为民族做点贡献。
一、我老家在河北省滦县（北东地区），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全家11间房子全部被鬼子烧光，祖父母因无家可归而死亡；父亲（1990年病故）1942年被日本抓去，在当时的满洲口阜新煤矿做劳工，在运送去日本国土时逃生；我的一位舅父一位姑父都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我的右臂也留下鬼子的伤痕。我现在已经退休，在北京印刷学院技术开发中心帮忙，电话：9243981-404，家住北京黄村卫星城富强西里16楼4单元203号。我有时间，有精力，愿意参加对日索赔行动的工作。
二、要成立“日索”民间组织，设常设办事机构，从事“行动”的组织指导和“索赔”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现在可以成立个“日索行动小组”，在全国设立“日索委托点”，周辉玉处已形成一个“委托点”。如果北京还没有，你又比较忙，可以在我处设办事机构，我先将工作开展起来。
三、能将“行动”开展以来的材料和备忘录给我提供一份，以学习和了解情况，有的进行印发。
四、当前的行动计划和工作安排，以按此要求进行工作。
五、现在已经争得什么社会团体和名流的支持和帮助。接信后能回信和电话交谈，能约时间面谈更好。
谢谢。

张志敏
25/10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行动
——访“索赔”行动发起人童先生
本报记者　周辉玉
一个理直气壮的话题：
中国民间要求日本“受害赔偿”

　　在悠悠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烽烟与战火的浪潮。
战争从来就是人类的巨大灾难。
为了减少战争，18世纪以来，人类社会便遵循着“发动侵略的战败国对各战胜国支付赔偿”这一国际法范畴内的原则。
根据这一原则，中国人民有权向日本提出赔偿。因为在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侵略者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到处烧杀、奸淫、掳抢，数百万中华儿女慷慨捐躯，两千多万骨肉同胞惨遭蹂躏，数计千亿美元的财产化为乌有。
然而，1972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一份联合声明，内称：“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这份“联合声明”是否意味着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所有赔偿要求？20年来没人对此深究，直到1991年一位名不经传的热血青年向世人宣告：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
这位青年就是童增先生。他从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不久考取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专攻国际法专业，现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工作。
童增先生两次接受记者采访。他说，按照国际法，发动侵略战争的战败国支付各战胜国的赔偿，一种形式是战争赔偿，主要是在政府之间进行；另一种形式是受害赔偿，是指战争中发动侵略的战败国因所属军队及个人违反战争法规和人道原则，对他国人民和财产犯下严重罪行所必须由侵略国承担的赔偿。也就是说，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的只是政府之间的战争赔偿，而从未放弃民间的受害赔偿。根据战后国际惯例并比照他国索赔数额，日本侵华战争的赔偿约3000亿美元，其中受害赔偿约1800亿美元。
那么，哪些人有权要求日本赔偿呢？童增先生告诉记者：1000万被日军疯狂杀戮和伤害的中国同胞、2000万被日军残暴蹂躏的中国妇女、被当作试验品和死于细菌武器下的广大同胞，财产被日军烧光掠夺以及在日军狂轰滥炸中家破人亡的人们……他们战后提出索赔要求是天经地义的，谁也不能剥夺其这一正当权利。
记者问：中国受害者应该如何要求日本“受害赔偿”？童先生坦诚相告：“现在60岁上下的中国人，对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尚记忆犹新，他们或他们的亲人深受日本侵略者之害；既然深受其害，他们第一步就是要以书面形式为自己或者为亲人提出索赔要求，如果不提出索赔要求就根本谈不上以后的赔偿问题。”
记者征询童先生：“也许会有很多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属给我写信提出对日索赔要求，我愿意接受他们的委托，把他们的索赔材料整理好，交给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行吗？”
童先生十分赞同：“可以，我们也在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受害者通过合法渠道提出对日索赔要求，伸张自己的权利。索赔材料送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后，工作人员予以登记，再送回日本国政府。目前中国受害者正等待着日本国政府的答复。”

一项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
中国对日“索赔”必定成功

　　近10年来，日本政府制造了许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件，如修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参拜靖国神社等。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谢罪并赔偿中国人民，既是抑制日本篡改侵华历史的一种有效武器，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项正义事业。
1991年4月2日，童增先生写下洋洋万言的对日索赔意见书面呈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代表，揭开了中国对日索赔行动的序幕；1991年8月，童增等108位中国公民又将一份要求日本国支付1800亿美元受害赔偿的请愿书送给了当时正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但没有得到答复；1992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正式提案中，列入了代表们建议的使对日索赔工作规范化、法律化。把这一件激发人民爱国主义热情的大事明确下来；同时，童增先生向日本新闻界展示了近一年来全国各地参加“向日本国要求受害赔偿”自发性签名活动签名，并发表一封致日本国会的公开信宣称“将发动1亿中国人签名——直到日本国正式谢罪为止。”
童先生自信地说：“中国民间要求日本赔偿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目前国内外索赔环境已成气候，中国对日索赔必定会成功。”
童先生侃侃而谈，是●●●●●●●对日索赔出生不断高●●●●是“慰安妇”向●●●波及●●●●日本国内而言，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人民●●补偿的●●●●●大。日本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已把谢罪和赔偿问题作为本党的工作方针；日本许多国会议员多次就中国民间要求日本赔偿问题质询日本政府。敦促日本政府尽快解决战后遗留问题；日本许多民间团体编写了很多有关日本侵略中国时犯下的罪行的书籍，公开了很多秘密文件，支持中国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把“七三一”细菌部队的展览，联系到日本各地巡回展出；日本很多国民都有一个心愿，迫使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道歉赔偿，是他们应尽的责任。从中国国内来看，对日索赔才刚刚起步，但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要求日本赔偿的自发性签名，目前已有30多万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92年3月11日首次表明了“日中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江泽民总书记1992年4月1日赴日访问前答日本记者问时阐明了“放弃国家要求日本给予战争损失赔偿。但是，对民间要求赔偿的行动不加限制。”此后，中国政府领导人又多次提到了中国民间索赔问题，要求日本政府认真对待，合情合理解决。
韩国人民经过几年的努力，已迫使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向韩国人民道歉。日本政府想尽快了结这一问题，提出了很多方案，其中一是建立基金，只要“慰安妇”申请，都可以获得经济补偿。另是日本补偿援助81亿美元，建一条从釜山到汉城的高速铁路，让“慰安妇”安度晚年。
童先生介绍说：“慰安妇”问题也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关注，目前已发现40多位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去年8月7日，我受7位“慰安妇”幸存者委托，去日本大使馆递交了他们的索赔书，其中一位老人去年12月去了日本东京，轰动了日本岛国。我从一些数据上推算，被日军强迫充当“慰安妇”的中国妇女约20万人。因此日本政府今后在考虑赔偿韩国“慰安妇”时，不得不考虑到中国的受害者。目前索赔希望最大的是“慰安妇”和被强制征到日本去受尽苦难的“劳工”。
中国民间对日本索赔有国际法依据，有可循的国际惯例，它关乎中日两国人民的心愿，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的长期友好，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每一位热爱世界和平的人士，都会理解和支持这个正义行动，并对它的成功充满信心。

<以上●由于原稿磨损不清，无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