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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同志：
　　你好，辛苦了！
　　我和你素不相识，而今却成了知己。今天第一次给你写信，感到有很多话想说。因为是第一次通信，谈多了唯恐不妥。又因为襄樊距北京太远，取得一次联系是很不容易的，况且你的通信地址和邮编号来之不易，所以，这封信上就适当地多说几句。请予以谅解。
　　一、给你写信前的奔走。自今年五月从《报刊文摘》报上看到日本《读卖新闻》发表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问题》一文后，我迫切地想和你取得联系，曾与《报刊文摘》报去信打探与你联系的途径，回信说：《中国对日民间索赔问题》一文是从《中国青年参考》转载的，《中国青年参考》是《中国青年报》社的一个刊物，叫与《中国青年报》联系，并告知《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设在北京。于是，我就向《中国青年报》联系，时过一个多月没有回音。等了等，我又给《中国青年报》和《中国老年报》去信，附有“我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文章，还附有邮票，求得回信。至今没有回信，如石沉大海。未认识到当今他们的《为人民服务》宗旨退化到何等程度。此后，我又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去信询问你的地址、邮编号，至今一月有余，也无回音。这才想到他们害的是同样病，连“为你服务”的意义也不存在了（这不是牢骚，而是对丑恶的揭露）。他们如此地对待人民群众的来信，人民群众又如何能取信于他们。
　　在采取上述办法与你取不上联系之后，我先后到过襄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人访接待室、老干局、老龄委、市人大、市政协、市红十字会诸单位，拿着材料和他们交流“对日索赔”问题，求教他们该怎么办（我想对日索赔是大事，政府可能有安排），回答的是一样的；上面没有指示，无可奉告。十月十三日，我第二次去市人民政府找市长，因值班市长不在，我又去老龄委谈了与你联系不上的情况，于是一位陈同志很热情，从档案柜内翻出了一份《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一份刊物，把我很长时间想得到的你的地址和邮编号给解决了。为我给你写信提供了条件。
　　我从你的文章中发现“受害赔偿”这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过去为什么长期没有人发现，一句话，是宽容和盲从。我从你的“受害赔偿”论中看到希望，对日索赔问题，我们已经等了几十年了，过去的国民党未能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也没有得到解决。而在1972年的特殊条件下和日本建立了邦交正常化，关于索赔问题，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只提出了“战争索赔给以免除”，而“民间对日索赔问题”巧妙地安排给后人来解决。但是，长时间来没有人能够发现这个问题，而是被你给发现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你说出了我们想说而未说的话，你做了我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你等志士仁人是英雄，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你们的这一作为是功德无量的，将名载青史，万代流传，我们崇敬你的壮举。
　　我今天给你来信，除告知上述情况外，提出两点要求：
　　一、我们在襄樊市距北京太远，有关索赔的情况还能及时知晓，不知道怎么办，办什么？需要及时得到指导。
　　二、尽快地把“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组织建立起来，以利开展工作，没有组织机构，“索赔”将是一句空话，再大的宏志也是泡影。我和当地政府的同志交流中，热情地提出“有了组织就好办了，或指定哪个单位办理，也要从上边来”，他们的意见是很忠恳的。
　　关于“索赔”问题，我们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一方面是上边的工作，包括对日本和国际上的工作；一方面是下边的工作，通过宣传教育，使全国人民认识到“穷人受欺，弱国挨打”，是因为经济落后的道理，从而提高中国人的发奋精神，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国家，不再受外国侵略。同时要作大量的登记统计工作和评价、计价工作，确切地把所有的损害（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归总起来，以便与日交涉，达到受害者都能得到应得的赔偿。
　　今天的来信，未免说的太多。不过，“人逢知己千言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担心因你工作忙，没有时间看，就此搁笔。望指导。
　　祝贺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襄樊地区遭受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
周祖琼
1992年10月15日

附回信邮资：20分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