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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同志：
您好！
我的老友为声援您坚决要求日本国对我国受害者谢罪赔偿活动，和对我当年被敌机炸掉右臂，如今希年丧偶、生活不便的关爱，给我送来93年2月3日第644期四川日报社的《文摘周报》。在“向日本国讨公道”一文中得知您几年来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关于您向日索赔问题已列入七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正式提案中，并参加东京关于日本战后赔偿国际听证会。我四九年来身心痛苦和蒙受国耻，由衷一句话，人民感谢您强［烈］民族使命感的国际法学士。如若日本拒不谢罪赔偿，那友好亲善只是句空话，为此慕名函述当年受害情况。
1944年7月17日敌机轰炸开封火车站时，我们开封铁路学院的学生正在车站实习，全班同学被炸死四人伤廿多人，我被炸掉右臂。幸经铁路医院抢救及时，幸存下来。这灭绝人性的灾难使我所学电气专业知识难以如愿，后被调太原铁路第六小学任教至1986年退休。
《文摘周报》文中提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92年3月11日发表讲话说，日中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对此我准备拍残躯照片、单位证明和受害者时间地点的说明，希见您回信后寄请代转。如需亲自向日本大使馆投诉者，敬请示复。谢谢。
此致
敬礼

徐岗1993年5月13日左手教书

附《文摘周报》“向日本国讨公道”一文的复印件一份。
通信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双塔铁路宿舍太铁六校
邮政编码：030013

向日本国讨公道

　　1992年12月9日，日本东京神田“思考礼堂”。关于日本战后赔偿首次国际听证会议正在举行，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劳工和包括中国在内的8名当年被逼给日本军人充当随军妓女的“慰安妇”一一登上控诉台。
当日本东京思考礼堂正在举行听证会时，最难抑制激动情绪的，可能要算童增了。
童增今年37岁，四川重庆人，曾在四川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专攻国际法专业，获得法学硕士学位，现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工作。
1989年的一天，童增从一份资料上看到东欧各国要求从前东、西德国给予赔偿的消息，他联想到中国，强烈的名族使命感使他把自己全身心投了进去。
他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写了一份洋洋万言的意见书，送到人大办公厅信访局。
随后，他在报刊上发表《东欧各国重提战争赔偿给中国的启示》的文章，论述了国际法上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的区别。很快，这一文章被《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国内几十家报纸转载。
他一批又一批地接待从全国各地赶到北京的当年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为他们安排食宿，并一趟又一趟地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替受害者们递交材料，尽管从他家的住址到日本使馆往返一次乘车就要花4个多小时。
山东182名中国劳工，当年被抓到日本受尽迫害，他们找到童增，童增立即把他们材料送到日本方面，提出每人500万日元的赔偿；
当年在日本留学的20多名学生，被日本军当成中国共产党东京支部成员严刑拷打，20多人中只幸存4人，童增去日本使馆为他们呈书；
去年8月，山西省孟县一民办教师把当地几个当年被迫给日本军做慰安妇的受害妇女的材料，送给了童增。
1991年8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应邀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童增、陈健、杨颐、李成一、唐行五等108位中国公民，又将一份要求日本国支付1800亿美元受害赔偿的请愿书送给了海部首相。
在童增和陈健等的努力下，对日本索赔问题成为1992年3月召开的七届人大五次会议议论的热门话题。并被列入此次人大的正式提案之中。
同时，从1991年8月开始至今，童增等还发表了“向日本国要求受害赔偿”规模浩大的签名活动。
在去年3月间，童增又向日本新闻界发表了一封致日本国会的公开信。
公开信称：我们将征集1亿中国人坚决要求日本国受害赔偿的签名—直到日本国正式谢罪和进行赔偿为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92年3月11日发表讲话说，日中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
江泽民总书记1992年4月在访日前答日本记者问，放弃国家要求日本给予战争损失赔偿，但是，对民间要求赔偿的动向不加限制。
根据战后国际惯例和比照其它一些国家关于赔偿的数额计算，1931－1945年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理论上约3000亿美元。其中战争赔偿约为1200亿美元，受害赔偿约1800亿美元。也就是说，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的只是这120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而1800亿美元的受害赔偿则从未放弃。

（据1月16日《蜀报》杨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