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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先生台鉴：
　　你好：93年3月敝人曾经给阁下写了一封信，陈述，日军侵华时，我全家五口在湖北宜昌被日军杀害四口的悲惨情况，委托先生代表受害者的我向日本驻华使馆索取受害赔偿，未知可否，不见覆信甚感遗憾。
　　93年10月10日汉阳区“老龄工作委员会”陈啓明先生来信，声言阁下介绍敝人是日军侵华战争时的受害者，为争取民间索赔早日成功，概成立“中南地区受难同胞联谊会”订于10月17日（星期日）上午10时半在汉阳公园进行首次联谊会活动，具明每人［带］100元，后征收50元会费。武汉大学徐永芝先生来函内容：“为了振奋民族精神，敦促日本政府尽快将我国民间战争，受害赔偿兑现计划组建湖北民间索赔委员会，定于10月31日上午9时半在武昌小东门“金龙大酒店”召开筹委会”筹备人之一武钢三中高级教师许士冬先生亲临汉阳公园参加陈啓明先生主办的“联谊会”并邀请陈啓明先生和他们合作筹备索赔委员会。陈表示同意，为此我又出席了10月31日的会，并选出了以徐永芝、许士冬、陈啓明等为首的7人“索赔委员会”。于会者缴纳市50元。
　　回忆中，许士冬先生强调所有受害人必须充分将受害的证据材料准备好，将来诉诸国际法庭。会后敝人写信到湖南常德离别了四十多年的表姐（74岁）管德英，是我受害的唯一活着的见证人。及时给我寄来了详细的、充分的证据材料，其中有当地居民委员会给予的公证材料。同时，敝人的单位组织根据档案给予公证。我的伤痕亦拍了照片。
　　筹委会给每个受害成员发了《向国际法庭投诉！向日本政府索赔！》的呼吁书，并请求群众在呼吁书上签名。我的呼吁书上有近30人签名，近5个月了未见筹委会的动静，既不来信，又不来电话，不只是什么因素，却无声无息，他们又无具体办事地址，我这份签名的呼吁书不知如何处理。
　　本月九月我写了一封给日本细川首相的信，陈述我全家受害的具体情况要求赔偿，信是寄给日本国驻华使馆代为转交细川先生。当然，他们很可能对我们这些庶民的信不屑一顾。但是比不写信的情绪要宽心些。
　　日本细川首相本月19日将对我国进行访问，根据报载，这次来访其主要的和美国一样敦促我国政府改善所谓人权问题，既然日本国这么好的善心关心中国的人权，为什么不关心我们这些被日本国直接杀害的老百姓呢？西方的人权是假，想搞垮中国是真，依了他们，他们会得寸进尺、勿想安宁。
　　对日本国的所谓人权问题，我请求童增先生以爱祖国人民的大无谓的精神，代表全中国二战受害的广大庶民向日本国首相讨公道，提出受害赔偿，向日本国会提出受害赔偿，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另外附上一份我受害的情况材料一份。谢谢你［辛］苦了。
　　此致
敬礼
　　覆信请寄湖北大学汽车队黄宇学转交。

受害人　袁永江
1994年3月18日

　　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冬月二十日）早晨晴天，日本法西斯空军突然袭击湖北省宜昌市，对人口密集的三条街老百姓实施惨无人道的狂轰滥炸，死者不计其数、伤者惨不忍睹，光我全家五口被炸死四口。
　　我母亲袁管氏大腿炸飞、双眼球炸出、肚肠炸开，肠子外流、惨不忍睹，我大哥袁永照15岁三弟袁永森九岁，炸得尸无踪影、二弟袁永树十一岁，横［躺］在街上死去，唯一幸存的我袁永江十三岁，左耳朵下部和脚背上各炸一个洞，由我表姐管德英送我进医院。如今伤痕还很明显，从此成了残废聋子。
　　由于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日本侵占宜昌不费一枪一弹，整个宜昌沦陷。我这个孤儿，跟随舅父母和表格表姐及弟妹等共同逃到湖南长沙，可是长沙亦被大火烧光，只得又逃往湖南常德，居住在大河街靠理发业为生。日军侵占常德我和舅父母等一家只得又逃往乡下，日军战败退走后，我等回到大河街，可大河街已经成为一片废墟无法为生，只得随舅父母一家逃往湖南沅淩，下南门国际理发店帮工度日。沿途跋山涉水，历尽艰［辛］万苦。
　　一九四五年日本国战败投降后，我即随舅父母全家返汉，历尽八年苦难。
　　来汉后舅父在六渡桥香港理发厅帮工，本人在大夹街啓发理发店帮工，解放后参加集体企业，现在由容光美发厅退休。

受害人　袁永江
1994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