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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童增同志：
　　您好！
　　七月20日（星期二）我和老伴到铁西区去找周虹、徐勇（开会未来的同志）电缆厂，周虹是一位很传统的女同志，很热情，原来和徐勇夫妻俩，徐勇为一家德商叫美最时筹备开业很忙，未见到徐勇。原来我们集会地点和索赔登记，都没有地点，周虹同志慨然允诺，铁西有个老年活动中心可能借给我用，让我过两天听信，然后又去找吴锡文，按照他写的详细地址，好不容易找到结果，不是听说有一区、二区，我们两个区都找遍了，也没找到吴锡文，不知他这里通讯地点怎么搞得，找了三个多钟头也没找到？
　　回到家已经很晚，听我孙女说北京来了同志等了两个多钟头也未见到，真是抱歉。北京来的同志捎来了您的来信，说来者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者，并说过两三天还来，午前九点钟以后，午后两点钟以后，这三天内一直在家等着。这几天天气比较好，今年西瓜口头好，每天都买一个，准备招待远方家人，但一直到24号未见踪影，是否我没在家，孙女们慢待了客人，失礼、失敬的地方，还请原谅。
　　来信内情尽悉，获益良多。原有个想法，现给我们三人寄来名单，说明信任我们，我们三个人应该团结一致，如同童增同志在我们身边，好好团结沈阳同志，一道做好索赔工作。特别要成立组织，就得像童增同志那样站在正义立场上，大公无私的去工作。特别迁头人更得具备童增同志那样气质。
　　认为在沈阳应扩大组织，扩展索赔登记，让所有要索赔的人都来登记，没有钱靠土办法，到公园利用早晨晨练时间，去宣传，组织索赔登记，利用手中现有资料到省外办去办进入沈阳日本领事馆入门证，到市民政局（第一次）效果比较好，到省机关去，现在做索赔等级工作，不会有人反对，用在沈阳的工作，去支持、声援全国的工作。因为江总记讲话，让民间自己去向日本索赔，特别看到两会提案后，认为要成立全国索赔委员会，沈阳市也应该成立索赔委员会，在没有批准前叫它筹备委员会，觉得身上担子不轻，人心齐、［泰］山移吗？童增同志发展了这么多人，我们也应该有所作为，不能坐以待毙呀！
　　来信说：我们得适应大气候呀！不然会惹出意想不到的麻烦，不宜以组织形式出现，这样我们都以个人名义出现，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北京能直接抓这里的工作，又能有书信往来，这样我们有所遵循，我们心里有底，我还是那句话：一不争名，二不夺利，我们是亲受侵华日军的受害者，在正义旗帜下，大公无私一道去对日索赔。
　　我和老伴原准备7月30日去北京，31日到，8月1、2、3号这几天到您那里去，能参加会议更好，不能参加会议汇报汇报这里情况，今后怎么办？
　　来信后知道今后应该怎么办？同时也了解会议情况。
　　还是那句话，前去参加会议目的只有一个索赔。原因是费很大力气写了一篇发言稿，同时对浅野虎一郎先生这种舍生忘死，舍己救人的精神，我们没有别的能力，去回报当年救命之恩，有机会我们应该向中国人向日本人去宣传这种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跨国界的国家主义精神，代表当年的4多名的政治犯，表达感谢之情，以释内疚。
　　对中日世代友好，对当今的索赔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相信童增同志的大公无私，值得我们信赖，等待您的安排，什么时候通知我，我都将如期前往（和我老伴前往）
　　童增同志和我们是在正义旗帜下大公无私的索赔工作结合起来的，童增同志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人生难得一知己，士为知己者死（当然从正义方面去理解）海内存知己，人之相处，贵在知心，所以要做到推心置腹。
　　我于1942年至1945年日本投降在哈尔滨入狱，当年罪名是违反治安维持法，第一条以推翻满洲国为国人（日本法院当时也叫反满抗日）直至48年后的今天，才能公开对日索赔，今天我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以完全有资格对日索赔，也完全应该得到日本给予受害者赔偿。同时江总书记又让民间受害者索赔。这一铁的事实，是无可置疑，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有历史档案证明）
　　不过现在有人提出了我这对日索赔好像现有问题，我又曾经得到过您对我一定程度的信任。所以有必要把我这历史问题也大公无私的，不胜其烦向您谈一谈，耽误点你的宝贵时间。
　　接到您名单后，由郝曼华老师召开一次核心组会。郁其文同志参加了他看我是1230事件的人，他介绍我辽大历史系教授荣若朱教授，他最了解1230事件。
　　他见过王群力后，曾托他找索朱若教授，后来我又到辽大离退休办，打听到索朱若家，他那里有当年伪满洲国司法部行刑司东北地区政治犯名单上面有：
罗永年（现名罗平凡）　　　当年判有期徒刑　15年
　　我历史档案里也有，当年审查我历史问题时，领导对我说：“为了你的历史问题，我们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说明当时对这问题的实施求是的负责精神。
　　原来在监狱期间听说案情是这样的：
　　留日学生组织的抗日大联会是个抗日机构，有共产党员二人或三人，国民党员二、三人系抗战机构。“抗日大联会”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在东北称“东北现地抗战机构”牡丹江铁政局有个姓吕的是东北抗联总交通，抗联三路军一个大队长在兴安岭战役中被俘，有说战死，在他行军周囊中发现一个　形暗号，遂尾随姓名的，姓吕的党员遂乘便乘逃跑了，齐齐哈儿铁路局有个王育人被捕，这样我们这一案日本宪兵队开始大逮捕，由于哈尔滨刘世恒的被捕，我也被捕了！
　　当时审讯我的叫森下，在他笔录上写着“侦星工作1230事件”
　　据辽大历史系教授，他说这个系统有三部分组成，侦星工作、1230事件，还有一部分侦星工作是国民党所领导的。
　　我说敌人为宪兵队把这三部分都按“侦星工作1230事件”处理的。我们这些人就是以这个罪名，杀头的杀头，坐牢的坐牢，我们是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当时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人发出最后的吼声，才进行反满抗日的，既或是国民党领导的，当时国共合作。
　　我们是日本受害者，我们对日索赔，李教授要写调查研究那是个人公事，我们不是清查历史。原则是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日寇投降，凡因日本侵华的受害者，皆可要求赔偿。
　　同时他说1230时间实际是一个共产党叛徒被日本特务机关利用，而组成抗日组织，结果以设下开会圈者而一网打尽，因此牺牲很多同志，这些同志都是受害者。
　　这三部分日寇都归纳在“侦星工作1230事件”的一个罪名上，而这些同志，杀头的杀头，坐牢的坐牢，作为历史研究，实事求是把他公开有必要的，但在索赔问题上把它公开就没有必要了，因为日本人已经杀的杀，关的关，这三部分人都受到同样的待遇。
　　而且这三部分的上层人物中都互相往来，日本人才不去分析它。
　　而且李教授又不愿参加帮助我们索赔，说是对我们这些人不了解。
　　王群力说他要参加辽大历史系研究的恐怕就这部分。
　　还有原来在东京参加的抗日大联会，1940年刘世恒从东京帝大毕业派到黑龙江省开拓厅工作，我到哈尔滨见到刘世恒，我们在北满活动必须和东北抗联合作他说可以。当时巴彦县教员中有个叫武文武的，他是北民国大学毕业的，他是共产党员，当时我知道他很进步，我很接近他，他为了掩护到巴彦协和会工作。他供我一本1939年9月份日文改造杂志上面转载“毛主席论持久战”，让我给他翻译，在1943年黑龙江省巴（彦）木（兰）东（兴）事件牺牲在巴彦［警］察署，当时牺牲的还有教育股长蒋基党，中学教员李建槐，还有中学校长孔庆尧（当年曾和赵尚志组织巴彦游击队（王群力他爷爷就是巴木东事件的）
　　我现在没有经济力量，不然我还想帮“八木东事件”索赔
　　所以我说我们是统战关系。
　　我们这些人日本宪兵队刑讥，独居狱的非人生活，日本投降后关东军想谋杀，真是死里逃生，九死一生，又经过48年，在童增同志倡导下，我们能不积极参加索赔吗？
　　日本给了赔偿，我坚决索要我应得部分的赔偿，是和我坎坷的一生分不开的，毛主席说没有无缘无故恨，和无缘无故的爱。
　　我还耽误您点时间，把我一生的经历说一说，就会对我有个全面了解。
　　我说我不是觉悟不了，也不是不爱国。
　　1945年8月17日，由于哈尔滨监狱看守张浅野虎一郎先生以自家的身家性命担保释放了全体中国革命者：（政治犯）
　　出狱后，我们一起的何正卓，他原是日本高等商船学校（实际是海军大学，由于日本太平洋公约美英法5.5.3比例不能设海军大学）他爱人崔醒亚在哈尔滨道外振亚旅馆住，我们都到他那里住。何正卓是共产党员。
　　这时长春罗大感（罗庆春伪满化名叫魏忠诚，是抗日大联会组织者之一，当时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烨派他为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专员。后来组织部长换陈立夫、陈果夫称之省党部，其头因为不坚，所以东北解放后在东北有两块招牌，称双轨制。
　　罗大感让何正卓在哈尔滨成立党务专员办事处，1230事件的人大部分参加了，我们主张国共合作。罗大感当时坚决抵制蒋介石内战政策，当时我和唐斌反对他们最［厉］害，当时组织科有个袁墨冈的是军统特务，当时决定要暗杀我和唐斌，后来形势缓和些免遭军统杀害（这是外调人员告诉我们的），于1946年3、4月份我们1230事件的人联名脱退国民党。［与］此同时下令停止国民党活动。苏军把何正卓找到苏军司令部，交代他们情况，然后放回来，当时滨江省长李兆麟。
　　这时何正常领我们这些人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共产党外围团体，在日本成立过）后来国民党派杨绰苍为哈尔滨市长，成立敌产接收委员会，后苏军撤退国民党也撤退了！
　　1946年5.1国际劳动节，解放军入城式，原来在哈尔滨一汽的周维斌出任哈尔滨市公安局长，他是监狱党小组长，伪满期间监狱犯人不允许看报纸，周维斌组织我们这些人以打扫前厅为名，可以看到中日文报纸，然后将消息转告给周维斌，和周维斌一起活跃监狱文化生活。周维斌原来哈尔滨道道外警察署长，伪满期间跑到苏联回来后被捕，原判死刑，后出卖党小组改判无期，这段历史我们知道。这时我们一起像罗明招、王际春都给介绍工作，唯独不给我介绍工作，因为怕我暴露。这段历史（在文化大革命中，周维斌承认不给介绍工作，就怕暴露他这段历史）。
　　我家原籍辽阳，这时由哈尔滨回辽阳，走到长春路费花光，正为长春青年中学招考，我考入长春青年中学为上尉干事。这学校是207师筹备处，为新一新六207师退伍学生成立的，这些学生都参加过印缅远征军，属国民党国防部预备管训处，处长为陈诚，代处长为蒋经国，国民党很重视这个学校，像蒋经国、杜聿明、陈诚、孙立人都到过这个学校讲过话，207师筹备完了交国防部改为预备干部局分局长为蒋经国，校长改为彭健华是蒋经国留苏中山大学同学。1947年7月长春围困，青年中学决定返校嘉兴，东北籍没让走，原来这个学校是207师筹备的，原来的教务处长徐汝楫调回207师三旅政工室主任，我任9团指导员，担任抚顺城防政工处第一科长，后徐汝楫升任207师政工处长，我任人事干事。1948年11月2日207师调任沈阳城防，后遣散一部分从营口海上逃跑，沈阳解放号召蒋军官兵登记，我到东北军区整治区解放军官教导团校官队学习。1949年4月解放到辽阳，1949年7月参加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审计部工作。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随东北局疏散到长春，1951年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发行、出版、印刷三家分工，我被分配到东北人民出版社，镇反运动中由于我彻底交代了全部历史问题在东北人民政府出版局所属大会上做了典型发言。
　　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任命为东北人民政府出版局节约检查委员会查账组长
　　三反运动结束后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处工作。
　　1954年东北大区撤销中央出版总署和文化部合并，并入东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
　　1955年辽东、辽西两省合并成立辽宁省，在省文化局工作。
　　1957年反右斗争中公布章乃器为右派，章乃器不承认他是右派，我说章乃器为抗日老君子，怎么成了右派，把他言论公布公布，不然他不服我也不服。这样就成了右派。
　　1958年2月26日被市公安局所逮捕，带头九处（政治保卫处）头一个审讯员问我，我把这个情况讲了，他说为了这点事，跑到公安局干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后来换了审讯员，他说这是你们送来的材料，就这样给了五年冤狱，在沈阳大北监狱再生车间二队，那天张队长把我找去，他说罗平凡你到底犯了什么罪？从你判决书中看不出犯的什么罪？判决书内容如下：
　　乘党整风之际，大肆向党进攻（至于攻了哪些没有下文）当时我管基建物资，当时基建单位有：东北新华印刷厂、东北青专、东北美专、由鞍山到口小报，线袋破损不堪，领导让我向铁路借苫布也行，租苫布也行，把它教上，结果铁路租也不租，借也不借，那天礼拜六，礼拜天休息，礼拜一我请了病假，最后一家把水泥收走，损失折合人民币一百多元，算我责任事故，就这些内容。
　　最后张队长说你不服，可以写申诉，给你转上去。
　　在沈阳大北监狱三年在此校教书，在本溪纲厂一年，在沈山线高山子一年。
　　1963年2月26日期满释放，关于五年刑期让我回沈找文化厅，当时厅长文菲（作家）让给我实事求是复查，但也无济于事。
　　1966年文化大革命起来，如狼似虎的红卫兵，又重演当年日本宪兵队那一事，并株连我大儿子进行刑训，搞武斗，好在当时我是平民百姓，上挂下连，批判斗争，不是重点。
　　1969年沈阳三百万下放二百万又下放昌图，昌图我们不能去，我爱人家是黑龙江省巴彦县，把我们下放到黑龙江省巴彦县永发公社永安大队四队。
　　1978年我到北京上访，国务院、最高法院、文化部，这时打倒了四人帮，邓小平同志主持，在地地坛公园设立接待站，邓小平同志让各省信访处长，将本省上访者带回本省解决，交给省文化厅解决。省文化厅让我回巴彦专案。
　　这时巴彦县挖掘人才，我日本语二等合格，县里成立高等补习班，让我给高老辅导日语，后来成立五十五办公室。
　　1979年春节大年三十早上正吃饺子接到省文化厅电报：
　　罗平凡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当年（指1958年）适用法律不当，撤销原判决，宣告无罪，恢复原职原薪调回省文化厅工作。
　　至此，多年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真是喜出望外，手舞足蹈
　　至此，廿一年后冤假错案终于昭雪平反。（当年在计财处19级干部）后来省文化厅成立省文化干部学校，调到干校后又成立文化艺术职工大学。我从1958年到1979年10月21年没工作没有工资。当时，还有一个规定：1966年以前（即文化大革命钱）受处分的不补发工资，给一次性补助800元，1966年以后受处分的给不发工资（主要是国家没钱给不起）。1980年2月就退下来了。
　　我到不信命运，但人生际遇不可不信：
　　①我1939年入伪中央师道训练所，1939年要改为中央师道学院，但当年没改，1940年才改。但解放后，师道学院为大学，中央师道训练所不算大学
　　②还有日本语一等合格见大学，我日本语二等合格就不够
　　③1983年公布会计法，我没有会计学历，如果公示翻译评为高级会计师（我做会计工作30年）结果只能做会计师。（但退休的不给评）只能是没证的会计师
　　④我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应该是离休，结果有一条规定，当年供给制是离休，当年薪俸制是退休（工资100分元100），离休、退休待遇不一样，离休是付处级待遇，退休时中层干部（这21年只能是一场历史悲剧）
　　最惨的是21年没工作，21年没工资还没补发。
　　主要就是国家没有钱补偿不了这些，恩恩怨怨只能向前看。
　　所幸今年2月，一个偶然机会看到童增那篇“讲公道”文章，看到童增为正义讨公道所做的努力，盼望48年之久的总算有希望。我和老伴马上登车前往北京，看到童增同志一身正义带给我们这些受害者讨公道，特别成名之后，谦虚谈话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大公无私耐心工作使人佩服，所以按照童增同志的只带你我都一样一样认真去做，后来又给我寄来名单，一来感谢对我的信任，我们一定像童增同志那样，为受害者服务，我能不积极工作吗，既为别人，又为自己，又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得到补偿，改焦急积极去工作，又不知我们能不能达到同志所做的那样，还有去北京开会的事，这时童增派人来，带来的信件，解决了我思想问题，又了解开会的具体事项，我一定按童增同志的指示去做，我信赖童增同志，敬佩同志遇见所来同志未能见面，深为遗憾，是否因为我不去家里人有失礼失敬的地方？还望［见］谅！
　　祝：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罗平凡
1993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