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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同志：
　　从《报刊文摘》（93.5.19），看到您曾向人民代表大会递交了要求民间对日索赔的意见书。不知索赔包括［哪］些内容是可以提出的，也不知经过什么渠道，有什么人组织。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给千千万万中国家庭造成灾难和损失。我想总不能单家独户向日本提出索赔。
　　我父亲于1944年公历12月1日，农历10月16日夜间被日本宪兵抓去，一去不返，以后陆续从我村抓去50多人。我父亲1920年生，抓去时24岁，名叫张春生，农民。父亲被抓去后，负担全压在年迈的祖父和体弱多病的母亲身上，是他承担我和弟弟抚养任务，其中还有我年高多寿的老祖母。精神上的打击，经济上的压力，渡日的艰难，几乎超出人的忍耐能力。我们提出向日本索取我和弟弟以及老人，由于父亲被抓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应承担的抚养费。
　　我的岳父名叫付梦其，当时是教师，生于1912年，于公历1937年10月9日，农历9月初6被日本鬼子所杀。我爱人1938年2月生。家中只剩奶奶母亲和她。老寡妇带着小寡妇和一个孤女渡日，其艰难程度，精神创伤，经济损失，可想而知，当时岳母几乎得精神病。人死不能复生，血债不一定要血来还，可给造成的经济损失，我们儿女和老人的抚养费，总该和日本算算账。
　　趁老年历史见证人还在，应抓紧民间对日索赔。全国应成立民间对日索赔委员会，对日进行交涉，对内进行日本造成灾害的统计。
　　我曾到省人大和省信访办问过，河北省还没有人管此事。我不知怎么办，姑冒昧去一信给您，以亦教。
　　此致
敬礼

河北省石家庄市机电部54所卫星通信专业部一室
张汉基
92.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