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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同志：
　　您好！
　　今随信邮去的此份材料，我同时也给日本国驻中国北京大使馆政治处一份。
　　具“铁汉”同志说：这次向日本索赔的事，是您承办的，首先我们谢谢您给中国，中国人民争这口气，我们中国已经站起来了，我们那些无辜被日寇残害致死的同胞，不能白白地死，［和］日方索赔是理所当然的，此举我们都十分赞同，支持，并感到欣慰。
　　我们是低层的百姓，虽然像这样的其心，其志，其意，但恨无其路，无其力，五十年之久，深之的恨埋在心头，实在痛苦之至，总觉的我们中国人软弱无能，收人欺凌，毫无什么放映，真是有些不甘心。
　　今有您承办此事，真是大快人心！
　　如有机会，在适当的时候，您认为可以，我们真想去看望您！（当然不为事情能否办成的。）
祝您身体健康！办事顺利！

杨志权敬上

通讯地址：沈阳市铁西区浑河王小区35栋楼六单元2-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害者向日索赔书

受害者姓名：杨伯甫　出生年月日：1924年元月
籍贯：沈阳市　民族：汉　性别：男
（一）何时何地受害：
　　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侵华日寇以反对抗日罪名杨被盖平县伪警察署逮捕审讯后送交奉天高等检察厅押在伪奉天第一监狱，在审讯时，这些失去人性的侵华日本特务用尽酷刑，以致腿骨碎断筋肉腐烂，于1945年4-5月假释，1945年6月与世长辞。
（二）由侵华日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和损失：
（1）在人生里程里，最美好的年华，刚到二十岁的杨伯甫被残害致死，六十六岁的老奶奶，也经不起毒打，回家仅七天就死去了。
（2）由于杨伯甫在狱中时和回家治病，奶奶被抓个死花去不少钱，家中可卖的东西全卖了还没够，最后把房子也卖掉了。
（3）杨伯甫不到一周岁的小儿子，也因无奶喂养而饿死，妻子无法生活，只能离家走了，剩下了年仅十二岁的弟弟，因无房住，而流落街头讨要，后被孤儿院收留，一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给安排了工作。
（4）和杨伯甫共同遭到侵华日特追捕而逃掉的“孙世箴”的妻子“吴慧卿”被日特毒打的遍体鳞伤而致流产，留下的后遗伤症至今未好，这些披着人皮的强盗，不仅把家翻个底朝天，同时把她家的［首］饰抢劫一空（其中有金镯子一对，小金元宝十四个，金手镯三个，金耳环一对，还有他爷之留给他的清代三品官所带的朝珠一串和一对玉镯，一对翡翠鸳鸯头发签子）
（三）证明材料：
（1）见附件（一）关于我胞兄杨伯甫被侵华日寇残害致死情况略忆
（2）见附件（二）《忆念杨伯甫》原载于1991年6月营口文史资料《辰州星火》
（3）现有人证：①一同被抓入狱的候庚芝（辽宁日报社）
　　②曾是“杨伯甫”和“孙世箴”的最要好的朋友“姜宋璜”他去参加抗日前一直在一起（沈阳生态研究所之长离休）
（四）向日索赔的一些思想：
　　杨伯甫一家人被侵华日特残害的，家破人亡，“孙世箴”一家被洗劫一空，这不仅是此二家的灾难，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灾难，这血海深仇，多年来一直铭刻在心。这些侵华日寇也同时给日本人民带了深重灾难，并给两国人民的友好设下了阴影，日本人民也是善良和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为了表示真诚的痛恨和谴责当年侵华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和当年他们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表示忏悔而这友好的表示要向我们这些遭到了侵华日军伤害的人给以补偿，对此我们也深有感触，但愿和平永远使两国人民安宁，幸福！
（五）要求索赔者，和索赔数额：

（六）通讯地址：沈阳市文化路二條六号中国科学院应用生态研究所　孙历敬转孙世箴　邮编110015　电话3842515

关于我胞弟杨伯甫被侵华日寇特务残害致死的情况略忆

　　那是在一九四四年，我家里只有五口人——奶奶，哥，嫂小，侄和我，当时我只有12岁，上小学，家庭生活靠哥哥在邮电局的工资和嫂嫂帮人缝补衣服来维持生活，家境虽贫困，还算过得和和谐，谁会想到大祸从天降，就在这年入夏之际，我哥被侵华日寇残害致死，我奶奶也被日寇毒打后含泪死去，我的小侄儿也因我嫂嫂无奶喂养而饿死，我也只好流落街头讨要，被孤儿院所收留，至于这段起因，其经过情况是我哥当时最好朋友“孙世箴”大哥所提供的，情况如下：
　　（一）起因：那是1944年5月上旬，有两个年仅十七，八岁年轻的女学生，为逃避日本特务的追捕，来到沈阳找我哥和孙大哥她们都是“花喜禄”的学生，当时花老师已被日本特务机关逮捕，她们先来找我哥，我哥就把她们带到了孙大哥家。
　　我哥和我孙大哥最要好的朋友“姜宋璜”和“臧光华”都已逃往关内参加八路军抗日去了，本来在当时他们四个人要一起去抗日，只因为孙大哥和我哥都结了婚，又有了孩子，花老师劝他们说：到抗战前线个在敌占区的敌人心脏做些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事都是抗日，这两个女学生，这次来也正是想到关内去找“臧光华”（其中一位是臧光华的女朋友叫“穆玉琦”，另一位叫“候庚芝”）抗日去，由此她们就暂住在孙大哥家，同时再由孙大哥和我哥找人办理给越国境手续，好逃往关内去，过不长时间办好，由于没路费，“穆玉琦”回盖平熊岳家里去取钱，为了防人耳目“穆玉琦”走后，我哥又把“候庚芝”带到了彰武乡下，我哥哥的岳母家里（当时我哥哥告诉我奶说：到我嫂嫂娘家去一趟）
　　就在这不久的星期天上午八，九点钟左右，忽然又有四，五个日本特务，还有一个日伪走狗，押着“穆玉琦”闯入我孙大哥家（幸喜我孙大哥当时不在家）这些豺狼进院后，就把大门，二门都关上，并让人守着，进了屋就连打带骂的问孙大嫂，“孙世箴”［哪］去了，竟干什么？孙大嫂说：自己是个农村妇女，什么都一无所知，他们这些失去人性的畜生，拳打脚踢，把孙大嫂打的不省人事，遍地流血，还流了产，至今还留下了后遗症，最后把屋内的箱柜翻个底朝上，把仅有的几件金［首］饰，也被这几条恶狼顺手牵羊搜刮一空之后，夹着尾巴走了。
　　不幸中之大幸，“孙大哥”就在这群豺狼走后没有几分钟，从后门回来，才知道家里发生了这件事，就只要求他母亲照顾一下被日特打伤的妻子，离家出走，立刻去通知星期天还在上班的我哥哥，我哥也没敢回家，求我哥的同学转告我家，只说到了乡下去了。
（二）侵华日寇特务残害我哥的经过：
　　（1）日寇特务来我家搜查和逮走了我奶奶的残酷兽行的经过：还是到“孙大哥”家搜捕的那群野兽又闯入我家，首先把门关上拳打脚踢我奶奶，当时只有十来岁的我也没有幸免，屋里的东西翻的底朝天，因没逮着我哥，就把六十六岁的老奶奶逮到了伪特务机关，我奶奶在这群野兽的暴打下，只告诉他们我哥到乡下去了，我奶奶是放回来了，一个星期后，［她］老人家就含冤离开人世了，我们为什么遭到了如此灾难？
（2）到1945年四月，侵华日特通知我家，要把我那一直无信息的哥哥假释回家，接回家后，我们才知道，我哥哥已经不行了，人已变型，骨瘦如柴，遍体鳞伤，一只腿骨已断，脚腕处已腐烂我哥告诉我们：他和“候庚芝”一同在彰武被日特逮走之后，这些失去人性的日寇比豺狼还狠毒，日夜给他上刑，什么过电灌凉水，上夹棍，正吊，倒掉，我哥就是在倒吊时，这些日特畜生用铁［钩］（点猪肉用挂猪肉拌的铁钩）钩在我哥的两条脚腕子上，然后倒挂起来，还要用烧红的铁烙烙腿，就这样腿骨断了，挂钩处肉腐烂了，流脓流血水，痛的日夜不能睡觉，惨不忍睹，治也治不好，只好送医院做截肢手术，从膝盖下截断，没几天又往上烂，没办法，又截到大腿根，仍不好，没多久，可怜的我这个忠厚老实，品佳高尚，人人夸奖的好哥哥含冤离开了他的亲人与世长辞，悲哉！哀哉！
（3）侵华日寇给我们全家带来了什么？
　　哥哥被残害致死，奶奶被毒打而死，小侄儿也毙命于襁褓中，可怜的嫂嫂，由于亲人和孩子相继死去，家中生活已无法维持，她日夜啼哭，不得已的离开我们这个已经不存在的家（［据］说她已经死去了）撇下了这个仅有12岁的我，没有了亲人，没有家，家破人亡，沿街乞讨，饥寒交迫，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语，这是谁给我的苦难，这又是谁给我心头上留下了永不可忘却的伤痕，试问，那些侵华日本帝国主义者，和那些当年残害无辜的中国人民的日寇特务们，如果你们还健在，如果你们还没有完全丧失人的良心，我相信你们令扪心自问，你们的当年做法，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你们也有兄弟，姊妹，也有父母和儿女，如果他们遭到了侵略和残害，你将有如何的想法，难道你们不感到谴悔和痛心吗？我更相信绝大部分日本人民，对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是非常的反感和严肃的谴责，并对我们中国人民尤其是我们这些遭到日寇残害的人们，给予深厚而真诚的同情。
　　（4）当时对残害我哥和我们一家子及孙大哥家的罪魁祸首就是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
　　具体充当侩子手的是辽宁省（伪满时的奉天省）盖平县日伪警察局特务股之长“前斗邦”和日本特务“加布”。
　　以上材料是杨伯甫的胞弟杨志权和杨比附的生前好友“孙世箴”共同回忆，［整］理出的材料。

杨志权　口述
孙世箴记录过程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日

怀念杨伯甫
孙萌

　　那是1944午春天，姜宗琏（姜静芳的哥哥，我们都叫他二哥，当时他与花喜露一起工作）突然来到我家，给我和穆玉琪送信。他说：“花老师被捕了，你们同他有书信往来，怕搜查到信件，你们要有个思想准备。”我当即把在学校寄
宿的穆玉琪找来。宗琏二哥把花老师被捕的情况说完以后，一再安慰我们：别慌，你们都是学生，大不了担点嫌疑。他告诉我们一定要沉住气。
　　怎能不紫张？我们毕这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没经验没个章程。宗琏二哥走后，我和琪日夜不安。我常在半夜听到狗咬一惊而起；上学经过警察署门口，总觉得那两个持枪的警察是在盯着自己。就这样，一连几天过去了，我们好象在等着什么。就在这时穆玉琪接到而不久去山东解放区的朋友从北平的来信，说最近可能有人来东北，如果想去（意为去解放区），可到奉天大南门里边业银行找杨伯甫，他会帮助安排。这些自然都是用隐语写的。穆玉琪拿着信来问我去不去？当然去。去解放区是久已向往而不得的事，现在真是来了救星，不去还等什么。于是，我们决定出走，逃出这个牢笼。
　　1944年5月初，正是盖县黄花鱼上市的季节，我在穆玉琪走后两天，逃川了家。当时我给在卧龙泉矿“勤劳奉仕”的臧永昌写了信，是他把我送到了沈阳。我们到边业银行找到了杨伯甫，他当即把我送到他的同学孙世成家，在那里见到了穆玉琪。我同臧永昌到小馆吃了一顿饭才告别，没想到几个月后我们又在监狱里重逢。我走时，盖县还是一片寂静，我们只知花喜露在沈阳被捕，怎能料到，盖县的同学们正面临着一场暴风雨，一次大逮捕。
　　我就是这样认识的杨伯甫。他，细高的个子，苍白而清瘦、少言寡语，有些郁悒，但热诚而实在。当时，我是随穆玉琪去的，他并没表现出见外。在那种环境下，送人去关内是风险之举，而掩护政治嫌疑犯更担杀身之祸。开始杨伯甫也许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后果，可是，后来盖县事发，形势陡转直下，他仍能不避凶险、挺身而出，对我这只是间接认识的朋友加以保护，就非一般人所能为了！这事集中说明了杨伯甫的思想品格，说明他作为中国人所具存的觉悟。他仇恨日本帝回主义，热爱祖国。后来，我听他的朋友孙世箴说：“他们早同花喜有接触。他们当中有两个人去了解放区，他是受过革命影响的。”
　　这里我想记述下杨伯甫给我的永世难忘的帮助和保护。
　　我和穆玉琪被安排住在孙世箴家，等候那边来人。那天，宗琏二哥来说：走需要一笔钱，问我们带多少钱。我们是逃出来的，哪里会有多少钱。大家都是逃亡在外，只有分头想办法。我们商量之后，决定穆玉琪回到熊岳家里弄钱，我在孙家等她。约过两三日，我逛旧书摊回来，看到琪留给我的一张字条，告我盖县情况紧急，来不及等我她到别处去了（事后才知道，当时她是随她舅舅去了辽中）。我怎么办？现在已不是等待去关内的问题，而是日本人要抓思想犯，伪满时，谁人不知思想犯是要掉脑袋的。我怎好牵连人家？我正焦急沉思之时，杨伯甫这个很少言语的人，斩钉截铁地说：“别急，我们不能看着你落入日本鬼子手里。”这时姜宗琏也来了。他们研究一番，宗琏二哥决定去山海关爬长城，自己先走，要我去彰武杨伯甫的岳母家暂避，等候消息。这时杨伯甫的爱人和孩子已在彰武，更便于掩护我的身份。当晚，我到了杨伯甫的家，见到了他的奶奶，才知道他自幼无父无母，是奶奶养大的。难怪他是这样的内向和孤僻。可是，谁能知道，就在这个柔弱的外表下，却有一个坚强的灵魂，包藏了提颗无私而火热的心。他与盖县本无关联，去关内也未成事实，他完全可以避开这场杀身之灾。而他没有走开，为了正义，为了救别人，他迎上来了，主动参与了这场斗争，这是何等高尚的品格！
　　我到彰武乡下已是6月天气，放眼望去，满目皆绿，一片诱人的大自然风光。可是。我只觉得风沙、酯暑、焦躁难安。多亏有杨大嫂始终陪我住在这里。这是个贫困人家，可是。我只觉得风沙，酷暑，焦躁难安。多亏了杨大嫂始终陪我住在这里。这是个贫困人家，可是，那位老太太为招待我这个“远亲”（对我说我是杨家的亲戚），仍然不时地把豆腐摆上饭桌。大嫂看我穿着夹衣，便把她的短袖大衫给我穿上，替我把夹衣改成单衫；宗琏二哥走的时还留给我一件长衫，要我改了穿。朋友的关心，好人的相助，是我得以在这个偏僻的乡村度过了20多天平安无事的时光。至今想起，我仍然对杨大嫂象对杨伯甫一样感恩不尽。也不知她现在哪里？后来只听说杨伯甫死后，她唯一的孩子也死了，杨伯甫的奶奶也因着急上火而去世。想起这些，感恩之外，一种负罪感，多年来，象块石头压在心上。
　　杨伯甫把我送到彰武，当即返回沈阳上班。原想，我也许能躲过这场灾难；同时，焦心地等待宗琏二哥到了那边能有信来。我对走出去仍然抱着很大的希望，其实这也是可能的。参加革命后，我遇到了姜宗琏的弟弟姜宗璜（他是先到解放区的），他说：那次二哥来，我们立即和你们联系，可是没有联系上。可诃能那时我们已经身陷囹圄了。我毕竟是幼稚的。我怎能知道生活的复杂、敌人的残忍和狡猾，我终于没能逃出敌人的魔掌，我和杨伯甫都被捕了。我清晰地记得出事那天的情景。过午，杨伯甫突然进来了。他神情慌张，脸色显得更加苍白。进屋就对我说：情况紧急，这里不能呆了，明天我送你去法库邱维果家（事后我曾想过，那次他怎么知道情况紧急，究竟是怎回事，他没有说，我也没问。40多年后，我见到孙世咸，才知道敌人去他家抓我，未遇又去杨伯甫家，杨可能是逃来彰武的）。说完他去和大嫂说话，我就出来到门前的地里挖菜。大约不到一个小时，我听见狗咬，只见有两个人象疯了一样向我扑来。我明白了，这是来抓我的。后来知道，为首的那个日本将务叫加布，跟在后边的是汉奸赵景文。他们很可能是和杨伯甫同车来彰武的。他们自然是先到家里。当把我带进屋时，杨伯甫已被吊在了房梁上。他头上的汗珠子往下直掉，却闭口不语。他的坚强给了我勇气，我反而觉得平静了。当天晚上，给我们带上手铐，头上包着白布，送到彰武县拘留所。一铺土坑，一层跳蚤，咬得我一夜未能合眼。只听走廊里的警察在说：“你看就是这个小姑娘，还穿着国高衣服呢！”我明白了，他们是在看我的照片。显然，敌人是沿拿着照片来抓我的。
　　彰武的一夜，还没真正迈入地狱之门。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被推上火车，不知道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只觉得停车、下车，直到进了一间屋子才拿掉头上的白布，原来这里是沈阳站前的小衙门。这时看见穆玉琪站在那里，不用说，她是先于我们被捕了。他们不准我们说话，把我和杨伯甫塞进一个小不点的地下室。这时杨伯甫对我说：“敌人不问，千万别提去关内的事。”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说话。然后又是包上头，上火车。还要往哪去呢？听着车轮有节奏的轰隆声，我的心七上八下，因为我们只知道花老师被捕，我认为一定把我们抓到沈阳。此刻，我怎能想到盖县已有一批人抓进监牢，我也没想到《辰星》会暴露，更没想到由于我逃跑，此时全家人都被抓起来了。停车、下车，又上警车，把我们送到盖县警务科时已是半夜时分。开始我仍然断定不了这是什么地方，当看到卷柜上一包包书，有一包写着我的名字，我明白了是又回到了盖县。当夜未审，把我们三个人分别关进三个监房。看守全是日本人，据说是特从沈阳调来的。监房里已押满了人，有个别是见过面的同学，大多数不认识，有些只听说过名字。原来他们已进来多时了，我和琪是最后抓进来了。从此日讯夜审，受尽酷刑，我们开始了真正的地狱生活。在盖县过堂，我见过两次杨伯甫，有一次是同堂审问，打、上（大挂）、压（杠子），我们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杨伯甫始终紧闭嘴唇，不说也不叫。据说，他一直受刑很重。对我的审讯中，从未有过从他那里说出的什么情况和问题，可见，这人品格高尚，还是个硬骨头，打死也不屈服。现在想到这些，崇敬之余，难免还有一种内疚和心酸。他毕竟是为掩护我们而牺牲，我真想说：“朋友：你死的太早太可惜。最大的遗憾，你竟没能看到你盼望的今天。如果你还活着，你一定会同我们一样，早早地投入革命的怀抱；而且我相信你一定会比我们干得更多更好。”
　　经过日夜突击审讯之后，便强行定案（日本人写出口供强迫按手印）。1944年秋，我们分批被送到伪奉天最高检察厅，押入伪奉天第一监狱。在监狱里，我再没有见到杨伯甫。可是，从给女监送活的男杂役口中（他们大多是已决的政治犯），我们也能知道一些男监的情况。有时他们也主动带给我们一些信息。例如：花喜露的情况和他鼓励我们的话，就是一个叫杨野的政治犯传给我的。另如：辰藩、王盛伦死了，我们都知道。杨伯甫受刑过重，两腿溃烂被收进病监，我也是从一个男杂役口中听说的。“八•一五”前我们这批人“假释”出狱，我和穆玉琪、姜静芳，还有李季生，立即去看望杨伯甫。他已卧床不起，看上去十分痛苦。当时，我只想到他的腿可能保不住了，没想到他会死，更没想到我们这次看望竟又永诀。我是在盖县家里听到他的死讯的，心里十分难过。他在活着的时候竟没有听到我说一句感谢他的话，我想其他朋友也没能这样。当时，思绪万千，我拿笔写下一篇悼念他的小文和一首小诗。后来送给鲁琪主办的《文风》。两年前，鲁琪来沈阳把这两篇小稿交我，算是留下了一份纪念。文不成文，诗不像诗，但反映了那时候幼稚却真实的感情，现在我把它抄在这里，仍以此作为对死去的朋友的尊敬与悼念。这首小诗题为《遥吊》，是这样写的：
为了正义
你迈进监牢
为了朋友
你失去了双脚
终于为了人类
你停止了自己的心跳
你没有眼泪
你没有叹息
因为你在真理的胸前
树起了胜利的旗帜
你有快活
你有欢笑
囚为你在苦难的地上
栽下了健康的秧苗
你这生之完成者
找不愿向你作空洞的凭吊
我愿为你
血的功绩歌颂
你光荣
你伟大
你是黑夜中的一盏灯
是长夜里永不落的星。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阴沉之夜

　　杨伯甫是为祖国而战，是为掩护同志而死。40多年来，我自己风风雨雨，无力去顾他的身后。1978年我从农村插队回来，杨伯甫的弟弟杨志泉来看我。当年出事，他只有几岁，后来为哥哥受累不少。这次找我主要想知道哥哥的真实情况。我很遗憾，我对他哥哥知道的太少，我能说的只有这一段。其实这一段就足以说明一个人的本质和全貌了。我想对志泉说：“你有这样一个好哥哥，你该满意了。”志泉第二次来看我，带来一张他哥哥读书时的照片。回家后我拿出照片凝视良久，那个细高个、面容清瘦的影子一下子浮现在眼前，我止不住掉下恨汨。我在这张相片后面，写下了这样几行小字：“一个好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好人总是不会被人忘记的，何况又是有恩于自己的人。杨伯甫同志：我永远记着你，感念你。”
　　一个不图虚名的人，是不关心死后坟上是否有墓碑和鲜花的。但是，活着的人总该做些应该做的事。我能做什么呢？我啰啰嗦嗦的写出这些文字，也许正是为了减少一点内疚和表达我的一点想念，也是为了能有更多的人知道他，了解他，怀念他。
　　杨伯甫同志：安息吧！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作者简介：孙萌　原名候庚芝，女，笔名潜萌。辽宁省盖县人。1927年生。1946年1月参加革命。原《辽宁日报》责任编辑。现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