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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同志：
　　您好！
　　阅毕山西日报登载“民间索赔潮”一文深受感动，您说出了我多年来想说的话。正是“一人呐喊万众呼应”。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千年以来未有的劫难。数百万中华儿女慷慨捐躯，两千多万骨肉同胞伤痕累累，数以万计户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上千亿美元财产化为乌有。真是提起当年日本侵略者，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咬碎牙、恨断肠。我的家庭悲剧就是日本侵华罪行的缩影，历史的真实写照。
　　那是1937年夏天，懂事后才明白是“七七”事变前后，我的叔父吴宣益（当时24岁）领着我的14岁的哥哥（吴昭来，健在，现住安徽省枞阳县义津镇吕庄村）带上水牛、犁耙到离家百里外的长江岸边，帮地多人少的农户耕种，以挣钱养家糊口。不料，在某日早晨突遭入侵日机扫射。子弹炸碎了我叔父的睾丸，无人救助，流血过多，当即死于菜园里。同时，飞弹将我正在放牛的哥哥上衣背部烧焦，但幸运脱险。遇该惨景，年幼的哥哥在无依靠的情况下，弃牛弃犁，独自奔走，沿路连躲带藏（怕飞机），乞讨回家报信。
　　叔父惨遭不幸以后，留下年仅23岁的叔母和5岁的姐姐及尚未降生的妹妹。奶奶因爱子惨死而积怒成病，不久也就辞世了。根据我国传统风俗，我被过继给叔母为子，当时仅4岁多。叔父去世，家里失去了壮劳力，重担全压在我父亲身上，生活更为艰难了。叔母在遭严重的打击下，仍遵守封建贞洁的习俗，在艰难困苦中煎熬了五十五年，今年已78岁，眼不好，身体已到难以自理的地步，依赖我的兄嫂（均近70岁）照料，生活费用一直由我负担。
　　我本人今年60岁，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培养下读过农校、兽医学院，1957年分配于太原市农牧场担任兽医至今。
　　童增同志：今年4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赴日访问前答日本记者访问时，也阐述了我国政府的立场：“放弃国家要求日本给予战争损失赔偿。但是，对民间赔偿的动向不加限制。”您根据国际法惯例提出“要求日本现政府赔偿中国民间损失”的倡议，是符合江泽民总书记答日本记者访问时讲话精神的，我觉得合情、合理、合法。
　　1937年日本政府故意杀害无辜的、无数的中国贫民包括我叔父在内，时过半个多世纪，尚未对受害者的家庭做任何实质性的表示，实与发达的日本国不相称。
　　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常讲人权、人道等文明词，杀人不偿命不赔偿，不但不符合国际法，也不符合各国的法律规定。更何况对无辜百姓的残忍，起因又是侵略欲的驱使。我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负起应负的责任，清理并赔偿过去的日本政府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以实际行动招（“招”编辑为“昭”）告世人——日本现政府的文明、人道与改过之心。
　　童增同志：我的年纪不算小了，又长期从事实际工作，写作水平太差，无能表达全部心情。谨此如实地梗概地叙述一下家庭中遭受日本侵华飞机无端残害的经过。愿作为您奔走呼唤的原始材料，里面一定有许多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另一方面，请费神考虑，在不违背有关政策规定情况下，转交日本使馆、日本政府甚至天皇陛下。
　　为了便于可能性的查证，可以到安徽省枞阳县义津镇吕庄村活着的70岁以上的老人了解。他们是吴宣贵（80多岁）、吴朱氏（80岁）、吴天赐（70岁）、徐国辅（70多岁）。
　　谨致
崇高敬意！

山西太原农牧场农畜公司
邮编030032
吴昭民敬上（人名章）
19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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