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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老师：
　　我是内蒙古农牧学院草原科学资料室丁尔侠。
　　看了92年10期“读者文摘”杂志中刊登的题目为“历史没有忘记——国人向日本要求受害赔偿纪实”一文后，心潮翻滚，涕泪交流！从我懂事开始，我等了五十余年了，终于有人站出来为八年抗战中牺牲和冤死的群众说话了！终于有人还记得在这次惨无人道的战争中死难的冤魂！在我有生之年，不论此事结果如何，知道国家和您这样可尊敬的知识分子们还记得他们，在我离开人世之前总算得到一点儿安慰！
　　在这场该死的战争中，我一家失去了五条人命，我的父亲死得是那么惨而又那么壮烈！
　　我的原籍是山东省黄县，是抗日战争中的重灾区之一。日本鬼子侵入黄县时，我的父亲*一名小学教员，日本鬼子进城以后，我的父亲处于义愤不去学校教书，失去生活来源，一家人处于饥寒交迫，就在此期间，我的大哥双印，三哥文明都先后死于贫病。即使如此父亲也并未屈服。但后来突然又去原校（黄县城里东北隅小学）教书，在学校中抵制学生学日语，可能还搞了一些其他宣传工作（我的母亲是家庭妇女，对父亲的活动一无所知）直到学校出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标语，我父亲被逮捕后，母亲陆续才从学生口中知道一些情况。
　　父亲被捕后残酷严刑靠大了一个多月后被公开出布告以“勾通八路、替八路宣传”为名判处死刑，行刑那天，父亲从出牢门就大骂日本鬼子，沿路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恨得押送的鬼子“二鬼子”们连打带踢，父亲的棉袍领子都被扯下来，行刑的侩子手恨朝父亲脖子上还砍了两刀背，父亲的壮烈行动轰动了全城，围观的群众一致跟到了东沙河刑场，父亲被第一个处死，临死前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多少群众被愤怒和悲痛激动得痛哭失声。
　　父亲死后，是工商会捐款买了口白皮棺材草草把父亲埋掉。母亲无奈带着我们仅存下的兄妹二人投奔了靠娘家养活的外祖母（外祖父在母亲小时候即去世），外祖母娘家也无力负担我们，母亲被悲愤压垮了，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十月腊月，每天跪到父亲的坟上痛哭，母亲当时怀着六个月的身孕，由于悲愤过度，我的小弟弟不到六个月即早产而死，母亲几乎也死于非命。当时我不满三岁，二哥文明（小名）当时才六七岁，一家人挣扎在贫病的死亡线上，全靠外祖母和母亲为地主帮工或缝缝衣物挣点儿钱维持吃糠嚥菜，半饥不饱的生活直到解放。母亲和外祖母已折磨得全身病。
　　黄县第一次解放时的第二天，当时的“国救会长”王立山同志即亲自到我家慰问母亲安抚我们一家，并从烈士遗属待遇分了头等胜利果实，分了田地，而且由村里的民兵为我们代耕。但好景不长，黄县地区国民党又三进三出，为了我们全家安全，在第一次国民党打回来之前，县里把我家疏散到乡下。一直到最后解放，因种地方便，再也没搬回城里，据后来得知初解放时的国救会长王立山同志在战争中牺牲了，解放前黄县地下党组织受到了［彻］底破坏。此后政府也没再过问，生活非常贫困，后来在我哥哥十四岁时，我在青岛一家船行当职员的叔叔把哥哥接去上学，而我母亲因精神受刺激过重，一提父亲的死就会几天几夜吃不下睡不着，我年龄小，不懂得也不敢去找政府解决父亲死后的遗留问题。记得从我上小学之后，每逢山东省捕获过去的叛徒和“二鬼子”头目，县省等公安局都抓人到我家去调查父亲的死因是否与这些坏人有关，那时我已开始懂事，每次都是单独接待他们，并给他们写材料提供情况。陆续从他们口中知道父亲早被一鬼子翻译官告发（他当时与学校一女教员鬼混）鬼子逃跑后都一起跟上逃去，一直未找到下落，来的公安人员都非常佩服父亲的骨气，非常同情我们一家人的遭遇，都说要与县委反映，我家应以烈属待遇，但总未见音信，我母亲去世前几个月山东烟台市公安局名叫李秀亭的一个年青同志还去我家了解过，我也写过材料，李同志看家里的困难情况，还给留下一点儿钱，并表示一定去找黄县县委。但照样无音信，总之，我家祖孙三口全靠村里救济和乡亲帮助。终因缺少劳动力，亏欠太多，我勉强上到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来维持家庭生活和资助哥哥上大学。
　　我的母亲因精神上的打击和贫困的生活，尤其解放前那段饥寒交迫的日子，折磨得一身病，终于在1959年去世，去世时虚岁只有50岁，外祖母早在母亲去世的前三年也去世。家中没有亲人，母亲去世时哥哥已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教书（现已调回山东济南语言文学研究所）。在我1959调来内蒙后，曾多次给山东省县委写过信，不是没有音信，就是回信说已查不到黄县解放前地下党的线索和名单。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也是一个受害者，而让人不能容忍的是工宣队亲自调来了材料内容就有证实父亲壮烈牺牲的材料，可这些失去人性的人们竟把父亲污蔑成临牺牲高喊“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总之，父亲死，给我们一家带来的苦难是无法形容的，文革后我又多次给县委，给省委去信要求搞清父亲问题，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但对死去的人应有正确的评价，不然让我们作儿女的一不能为父报仇（这是母亲生前念念不忘的），二不能让父亲的事［迹］得到肯定，如何对得起父母的阴魂，尤其我这个做女儿的亲为经历和亲眼目睹母亲所受的苦难，让我心理上如何平衡？我本人不是受害者吗？我今年55岁了，当小学老师10多年。当小学领导十几年，调农牧学院草原系任教学秘书兼资料室工作又十三年，工作36年，从来勤勤恳恳，拼命学习文化知识，提高各项业务能力，工作过的单位对我的评价都是能力强，成绩出色，什么都拿得起放得下。但由于学历低，评职称提工资，加上党风不正，我也是较明显的受害者。我入党30年这些事我都能理解，但父亲的问题解决不了，我怨！怨那些官僚主义的干部！我更恨，我一家一切一切的灾难都不能平静，死也不能瞑目。但这些年来我已经心［灰］意冷，我以为在我有生之年，不会看到有人为这场战争的受难者说话！
　　童增老师，看了这篇文章，知道您为抗日战争受难者群众作了这样不可估量的努力，我为此激动极了！日本要为受害群众赔偿，也应为国家赔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受的损失世界上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弥补！只赔点儿款太便宜他们了，应该要求日本政府惩办那些尚活着的战争贩子和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抢掠的侩子手们，一定要处以极刑！
　　尊敬的童增老师，在这项工作中我本人作为受难者家属全力支持您的义举，需要什么签名，请您尽受代我签！
　　我和哥哥都已年过半百，生活也比较富裕，我们不为金钱，只是为了雪恨！
　　我本还有个要求，从文章中看到您还有位助手是齐鲁石化公司团委办公室主任陈健同志，他肯定是在山东工作，如果可能能否帮我请求山东省委搞清父亲问题，肯定父亲的事迹？可能这是对你们勉为其难，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也不愿意放弃！为您们的义举感谢你们，十分的感谢您们，有什么需要我之处我当竭尽全力！
　　致
礼！

丁尔侠
1993.1.26